岳麓山为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之一，坐落于衡山北麓，临潇湘水而立，与古老的长沙城相望。岳麓山历来是中华名山，其“名”在于其文化底蕴，其文化底蕴源于山中养着一个号称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这里是湖湘理学文化的摇篮，书院大门悬挂的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的对联，彰显着湘人尤其是岳麓书院哲人大儒们的文化自信。
岳麓书院在中国书院史上的地位是相当高的。它是中国历史上的四大书院之一，这种评价是比较严密的。因为不同时期，四大书院的成员都不一样，但是无论什么时期的“四大书院”的“名单”里都有岳麓书院，由此看，岳麓书院在书院史上的地位是很高的。岳麓书院在研究和传播湖湘理学文化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岳麓书院现为湖南大学的一个院系，在中国历史上有名气的书院中是唯一仍在履行书院职能，进行研究和传播文化的书院，也可以说岳麓书院是中国书院中生命力最为旺盛的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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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湖观岳麓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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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山正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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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书院正门对联

　　如果说湖湘水系是湖湘文化的土壤的话，岳麓书院就是湖湘文化的基地，湖湘文化在这里碰撞激荡，不断交流创新，又不断向外传播，使得这个个性鲜明的地域文化声名在外。
　　然而，湖湘理学文化的发源地却不在长沙的岳麓书院，而是在湖南的湘潭碧泉书院和衡阳的文定书院。因此，湖湘文化得从湘潭和衡阳说起。
　　细想来，湖湘地区真是一个汇聚人才的地方，一个成就人才的地方。在这里，本地人才脱颖而出，外来人才也能成就梦想。湖湘文学的主力是外来的贬官，湖湘学派创始者也不是湖南人，而是原籍福建崇安的胡安国父子。湖湘学派的哲人们与湖湘文学的主力军们命途迥异。相比较在湘的仕途多桀的贬官文人，在湘哲人则活得更明白，比文学家洒脱得多。
　　先从湖湘理学的肇兴谈起。湖湘理学上承以《爱莲说》而为人知晓的周敦颐，他是北宋时期湖南道州人，因为《爱莲说》，一般人还以为他是个文学家，其实，他是著名的哲学家，是学界公认的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他的理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然而他的学术声望在生前却并不为人所知。他的名气是因为他培养出的两位学生而传播开来的。这两位学生就是被称为“二程”的程颢、程颐兄弟，是周敦颐最成功的两位弟子，都是著名理学家，与周敦颐同为北宋理学的奠基者，他们的学说后来为朱熹所继承和发展，世称程朱学派。随着程颢、程颐对周敦颐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周敦颐的名声才逐渐显扬开来。周敦颐一生淡泊名利，不求闻达，其传世散文名作《爱莲说》就是他个人高洁人格和洒落胸襟的写照。周敦颐可以说是一个地道的湖南人，他出生在湖南道州，8岁时父亲病逝，随母亲到衡阳投奔舅父，开启了他的求学之路。衡阳是他人生中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也是人生最重要的成长地，更是他的学说得到较好传承的地方。今天，岳麓书院里有个濂溪祠，专祀周敦颐这个理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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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书院供祀周敦颐的濂溪祠 

　　周敦颐之后，他的得意门徒“二程”的再传弟子胡安国来到衡阳，继承他的学说，并发扬光大，从而使得南岳衡山、古城衡阳成为湖湘文化的发源地。周敦颐是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却不是湖湘学派的创始人，他生前未能形成独立的学派。湖湘学派创始人是他三传弟子胡安国及胡安国的儿子胡宏。胡氏父子因不满南宋朝廷的黑暗政治和投降政策，从福建来到湖南湘潭创立碧泉书院，后来到衡山山麓，创办了文定书院。二人潜心研究理学并授徒讲学，传播理学，创立了湖湘学派。他们父子二人仕途都不顺利，难能可贵的是他们都能够拿得起放得下。胡安国官至中书舍人，他亲见中原沦陷，生灵涂炭，深为痛愤，满怀爱国主义激情，斥责主和派的误国。由于仕途坎坷，为官40余年，而实际在任不到6年，晚年干脆辞职退隐致力于学术研究。胡安国的儿子胡宏两次拒绝应召入仕。尤其第一次，拒绝了奸臣秦桧的邀请，胡宏作了著名的《与秦桧书》的万言书，表达了他不阿奉权势，只愿做一个“有道德，有大节的，有助于治世的堂堂正正的大丈夫”。归隐衡山期间，他不是一味消极避世，身虽在野，却心忧社稷安危，心系黎民疾苦，上书皇帝，提出了抗金收复故土和治国安邦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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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祀朱张的崇道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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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道祀内的朱张会讲塑像

　　确定湖湘学派地位并被黄宗羲称之为“湖湘学最盛”的则是胡宏的学生张栻。张栻在长沙创办城南书院，又受邀掌教岳麓书院，不断将湖湘理学发扬光大。尤其是掌教岳麓书院期间发生的著名的朱张会讲，标志着朱、张之学在此合流，从此人们关注湖湘理学的目光从衡阳开始转向长沙。朱、张二人同门同宗，都是洛学宗师二程的四传弟子，张拭是“两程”的三传弟子、湖湘学派创始人胡宏的学生，是胡宏之后湖湘学派的代表，朱熹是“两程”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是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二人因师承关系，有共同的学术渊源，又有相同的思想取向和相似的人生经历，他们都反对议和，力主抗金，都曾在地方担任官职，这为他们的学术友谊和学术交往奠定了基础。朱熹虽为官仍不望学者身份，也曾一度解职潜心钻研学术。任职于湖南期间，不顾政务缠身，主持修复了岳麓书院，使之与白鹿洞书院一样，成为讲学授徒、传播理学的场所。张栻为人表里如一，光明磊落。为官秉直刚正，颇有建的，多次上疏，为皇帝分忧解难，素有“三公辅相”的声望。就是在病重临死的时候，还亲手写奏疏劝导皇帝亲近君子远离小人，防止以一己的偏见去信任他人，要用天下的公理去秉持好恶之心。天下人都流传诵读。二人在儒家的地位，从今天的庙堂祭祀中便能够看出来。二人与吕祖谦合称“东南三贤”，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而张拭从祀孔庙，配享孔庙。二人还与韩愈、周敦颐等同祀石鼓书院七贤祠，世称石鼓七贤。岳麓书院的崇道祠，又称朱张祠，供祀宋代大理学家朱熹、张拭。可见二人在儒家的地位。今天，长沙城还有一处景点叫朱张渡。朱熹来长沙期间，常在岳麓书院与城南书院间往返，于是张拭常常陪同他在此渡过湘江到对岸的长沙城，淘淘湘江水就见证了朱、张学说的合流。湘水的流向也意在告诉湘人，湖湘文化已然随着江水流向远方。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湘江的水和湖南的人也是这样。湖南与江汉地区相比，算是高地，因此，湖南的水往北往，往低处流。外来的人在湖南扎下了根，算是往高处走。湘江水北流，流向文化先进的地方，日夜下洞庭的湘水给了他们走出去的冲动，古代潇湘学子也盼望着象湘江那样走出湖南去闯世界。
　　湘江就是这要世代流淌着，湖湘文化在湘江水的流淌中传承着，历经几个时代波澜不惊，到明末清初时，又出现了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在古代湖湘理学领域头衔最高、影响最为深远且最有气节的湘人哲学家恐怕就是王夫之了。今天，岳麓书院设有船山祠，专祀岳麓书院学生王夫之。明崇桢十一年（公元1638年），求学岳麓书院，师从山长吴道行，受岳麓学统传道济民、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与黑格尔并称东西方哲学双子星座、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启蒙主义思想的先导者，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他忧国忧民的意识，是他人格的闪光点，远胜过他的理论造诣。他上书提出抗清之策未被采纳之后，在衡山组织武装力量抗击清军，为逃避清军的抓捕他在湘南各地四处躲藏，先是住茱萸堂，接着居败叶庐，后来住在观生居，最后在湘水西岸建湘西草堂。誓不剃发，不认同清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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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祀王夫之的船山祠

　　细细地梳理一下湖湘理学文化的几个代表人物，就是就会发现，有一个共同点：他们身上少了许多楚文化的浪漫色彩，更多彰显的却是以天下为已任的政治意识，且与理学紧密结合，注重躬身实践，尊崇经世致用。与文人相比，湖南哲人的洒脱，或许也于他们的躬行实践的经世之学有关吧！从王夫之以后，湖湘文化代表人物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浓厚，大概就是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躬身实践思想的传承吧！
　　今天，湘江水源源不断地从湖南大地向北流去，正如那历经千年、弦歌不绝的生命力旺盛的岳麓书院，仍旧从事着学术研究、教学和文化传播工作。大国的真正崛起在于文化的崛起。岳麓书院的职能不仅仅是研究和传播湖湘文化，而是要在中国文化崛起中率先带动着书院教育的重新崛起，让书院教育重归中国，让国人重新重视国学、重视传统文化，让快要被割断的文化脉络重新修复起来，找出我们曾经的文化自信，带着这份自信，让中国文化走向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