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对于社会弊端的揭露是从社会的最表层问题——科举制度开始的。它通过描写一群封建知识分子以及地主豪绅等人物的活动, 揭开了乾隆时期所谓‘太平盛世’的假相, 赤裸裸地向人们暴露出封建社会末期黑暗腐败的真实来, 它通过种种当时人们不以为奇的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现象的描写, 真实生动地揭示出形形色色的儒林人物的种种可鄙、可憎、可笑、可怜的形象, 并进而让我们认识到那个社会的腐败和不合理。

   在《儒林外史》中，周进、范进、高翰林等这些科举制度的“胜利者”，在实际生活中却是思想僵化,人性扭曲的“失败者”。他们靠“代圣人立言”的八股时文取得了社会地位,然而又处处和先贤古训相悖。如他们竟然把“操守”和“优行”对立起来:马二先生被“题保优行”进京,施御史便说“这些异路名,弄来弄去始终有限,有操守的到底要从科甲出身”。高翰林则认为“敦孝弟、劝农桑”是“教养文章里的题目”,当真了即是“呆子”。这种思想和信仰的变态,不能不说是八股科举制度造成的恶果。在科场上殚精竭虑、“暮年登第”的周进,却不知苏轼为何人,只能凭自己感情上的好恶来录取新秀才。在他们身上,集中地暴露了封建社会末期政治文化的没落：在这些统治者所倚重、构成社会权利阶层的人物中,不仅原始儒家思想中的人道主义因素、道德意识已消失殆尽,连起码的文史知识都很缺乏,而且思维方式也有悖常理。他们不信(或误解)先贤的话,不信道德、不信良心,只信“揣摩”这根人生的“金针”:进了“大场”揣摩主考官,走上官场之后揣摩上司。

   二十世纪，在鲁迅笔下也出现了一批“孔乙己”、“陈士成”等受科举制度摧残以至完全变成废物的旧知识分子的形象。

他们也走过其先辈周进、范进的科举道路,但其心灵的扭曲、人格的变异更有甚于前者。尽管科举制度的时代已经结束，但它所造成的毒害却仍在继续。孔乙己们仍旧幻想着依靠科举制度爬上去,找到和他们先辈一样的“荣身之路”。于是对于他们来说，知道“回字有四种写法”仍是一种价值、一种资本，但却不知对于旁观者来说，他们已成了笑柄：他们站着喝酒,不愿脱下长衫,以示自己和短衣帮是不同的阶层；即便是偷书,也“不能算偷”,因为这是“读书人”的事。这种幻觉般的优越使他对现实中的挫折和屈辱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最后便在这麻木中了结了一生。陈士成的幻觉比孔乙己来得更离奇,已演变成一个臆想症患者。落第后他的精神和知觉一起落入了地狱,求生的本能使他把生命的希望转移到一个儿时听到的无稽可考的传说上：祖上留下了暗示着埋藏财宝地点的四句歌谣。其实那只是一个谜语式的文字游戏。然而这却使他在绝望的黑暗中感觉到了财宝给他带来的希望的“白光”,他就在这白光的引导下拼命地寻找、追逐,以至溺水而死。

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借王冕之口断言科举制度将导致“一代文人有厄”,并形象地展示了这种文人厄运:思想被禁锢,智力被摧残,人性被扭曲,或迂腐,或堕落,最终“人才都消磨尽了”。这样的厄运在《儒林外史》问世一百多年之后仍旧继续着,孔乙己、陈士成就是这种厄运的典型代表。由此可见，鲁迅笔下的孔乙己、陈士成是《儒林外史》中儒士的继续和深化。

杰出的讽刺艺术是《儒林外史》的艺术价值。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清之讽刺小说》谈到:“寓讥弹于稗史者, 晋唐已有, 而明为盛, 尤在人情小说中镲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 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 机锋所向, 尤在士林; 其文又戚而能谐, 婉而多讽: 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鲁迅喜爱并高度评价《儒林外史》。怀着为人生的创作态度揭露社会弊端，鲁迅借鉴了《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总的来说，鲁迅所创作的讽刺典型，也像吴敬梓那样，严格地掌握分寸。如对阿Q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艺术手段方面，继承了“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的“白描”手法。

    此外，鲁迅还发展了《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第一，   选取和集中许多喜剧性的细节，逐步深入挖掘人物的灵魂，揭示性格与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如《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和匡超人；《阿Q正传》里的阿Q。

第二，   对讽刺对象进行细致入微的心理刻画，揭示其肮脏的灵魂。在这一方面，鲁迅与吴敬梓的刻画方法是不同的。吴敬梓主要是通过人物自己的行动和对话反映其心理状态：如严监生临死前看见家里点了两根灯草，不肯断气的细节，反映了其吝啬的心理；而鲁迅则喜欢让人物作内心独白，从而直接洞见人物的内心。如白光中的陈士成的心理描写。

第三，   在描写同一场面时，将矛盾集中在同一人物身上。如匡超人说五省读书人都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的谎言被牛布衣当场点破。这是让人物在自我吹嘘中，“使麒麟皮下露马脚”；还有在细节方面揭开其虚伪的面罩，如范进守孝不肯用银镶杯箸，却吃大虾丸子的细节；鲁迅小说中的道学家四铭，和儿子争夺一个菜心的细节；以及四铭道貌岸然下的卑污好色的心理，被太太当场揭破的细节，均着墨不多，但却足以让读者窥透这些卑鄙龌龊的灵魂。

第四，   讽刺艺术的重要方面是揭露社会矛盾。而揭露这些矛盾的方法是对比。《儒林外史》中胡屠户在范进进学前后两次不同的贺礼及态度，深刻地揭示了胡屠户的市侩，也反映了当时的世态人情。鲁迅也喜欢用对比。在《幸福的家庭中》现实与“理想”的几组鲜明对比的画面，把小资产阶级作者的空洞、庸俗及其“幸福观”的虚伪本质和盘托出。《理水》中描写考察大员与禹的矛盾的对比，反衬出大禹的思想、性格和品质。

第五，   夸张手法的应用。吴敬梓善于选用典型细节，作合乎生活逻辑的夸张描写。如严监生因灯盏里多点了一根灯草，心痛得不肯死去的细节，在夸张的同时显得极为真实，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中国受财奴的形象。但是这一夸张也突出了严监生的死因：吝啬成性，经受不起一连串大量花费银两的沉重打击。因而这种夸张是必要与典型的。在鲁迅笔下的夸张却脱离了真实。在《阿Q正传》里描写老把总暗夜里带兵捕捉阿Q的那个场面是夸张得不真实的，但鲁迅对此是这么说的“那时的事，我以为即使在《阿Q正传》中再添上一混成旅和八尊过山炮，也不至于‘言过其实’的罢”因为“普遍认为Romantic的，在中国是平常事；机关枪不装在土谷饲外，还装在那里去呢？”因此，鲁迅笔下的夸张是最有力的讽刺。

由此可见 ，“吴敬梓只是一个文坛闯将，而鲁迅则是封建社会的逆子贰臣”[1] 。因为意在“补天”，所以《儒林外史》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苦笑；而鲁迅的讽刺小说则意在变革，因而在继承吴敬梓讽刺艺术成就的同时，更开创了一种犀利的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