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和文学是两种不同的表意媒介。

文学，是以语言为物质媒介，以文字为基本载体，反映和表达人们审美感知的语言艺术。影视语言是则以影像为基本叙事单位，通过声画的不同组合来表达主题，阐发思想的。文学的魅力在于通过作家运用艺术想象力来调动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以丰富动人的词汇、句式和段落的有机结合体作为载体描绘或再造一个虚拟的艺术世界。而影视文学的魅力在于通过借助景别、景深、时空转换、镜头切换、镜头组接、音乐、灯光以及各种蒙太奇手法和以感觉形式呈现的节奏、韵律、影调、色彩等手段组成不同的叙事结构，将观众置身于一个似真却假的环境中，接受一个感官的全面刺激。

虽然二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并不以为着这二者之间没有联系和相似点。在文字诞生的时代，它是作为一种符号系统来传递交流信息的手段来使用的。这一作用与现代的影视艺术的本质是十分相似的。比如我国古代早期的文字（原初文学）的形态以其形体的图形逼真地表达着书写的意愿和指令，从这一角度上看，文字与早期法国卢米埃尔兄弟拍摄的单个电影镜头难道没有异曲同工之妙吗？从美学形态上的相似性来看，影视和文学主要的叙事因素都包含着叙事主体、叙事客体和叙事手段三个关键元素，而这个空间的存在是对于现实世界一种美学意义上的重现或者补偿。所以，作为同是叙事艺术的影视与文学，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是一个相当鲜明的文化事实。但是，这里我想重点谈电影对于文学的依赖。

据统计，20世纪40年代美国摄制的5000部电影中，根据文学作品改变者达900部，约占总数的20%，近年来比例更高，占到40%~50%。再将关注的视角放到我国的影视艺术上：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文学和电影同时进入了一个辉煌的年代，整个社会文化语境的宽松自由为艺术繁荣提供了广阔辽远的空间，文学创作的丰盈为影视的改编贡献了富饶的“蓝本”，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一些作家的纷纷“触电”，这种现象本身证明着影视与文学艺术之间日趋复杂的联姻关系。而从总体上说，电影对小说有很强的依赖性。关于这一点，中国第五代导演的杰出代表张艺谋曾说过；“我们研究中国当代电影，要首先研究当代中国文学。因为中国电影永远没有离开文学这条拐杖。看中国电影繁荣与否，首先要看中国文学繁荣与否。……就我个人而言，我离不开小说。”1

的确，从张艺谋的创作历程来看，他无疑是一个依靠“文学”改编起家的大牌导演。尽管影视与文学在本质上仍有很大的区别，但他以电影实绩证明着文学与电影之间是可以成功转换的。宏观张导的影视作品，不可否认，他的绝好的影片都是来源于文学的改编之作，标志其成功的电影《红高粱》是根据作家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改变成的。

在看电影《红高粱》之前，我就看过小说《红高粱家族》。但是要不是电影名字的提醒，我很难将二者结合到一块。究其原因，我想就在于张导对小说“改头换面”的再创作吧。但对于该片改编的成功与否，我却不想过多的纠缠。因为将文字和影视这两种在本质上不同的表意媒介进行转化，因为二者的侧重点不同，影视的转化肯定不会完全忠于原著。影视只是借助了文学的叙事，而文学对于影视也只能赋予它整体的勾架。而对于细节和精神内涵的把握，“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更何况导演呢？导演不是万能的，他也是一千个读者中的一员，他只负责将他心中的“哈姆雷特”表达出来，传递给观众。

但是，由于在语言技法的不懈追求和视像效果的完美苛求，使影片《红高粱》产生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魅力。

首先，先谈一下小说《红高粱家族》。由于作家莫言深受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流派影响，意识流结构中时空交织、人生沉浮，但在“洋为中用”的过程中，作者并未放弃对民族精神的检视，意象奇诡瑰丽充满诗意的描述既是作者独特的情感体验，又在读者心上铭刻了被历史埋没被今人遗忘的传奇故土、英雄故人。莫言的笔法恣意放纵，文字极有征服力，因此，小说本身就是一部运用了蒙太奇手法的“电影”。原著有两条线：在“爷爷和奶奶”的爱情故事为辅线的框架中，将抵抗日本侵略者，保卫家乡和祖国的主题呈现给读者。但电影《红高粱》并未照搬小说的意识流结构，而是将故事改为直线叙述，并将辅线上升为主线进行描述。对于这一点，张艺谋说，“我喜欢他书中表现的那种生命的骚动不安、热烈、狂放、自由放纵”，“我不太想拿《红高粱》说特别的事，不太想把它弄得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意识、人类意识……一个宗旨是把它拍好看了，拍得有意思，还有一个就是咱要传达出莫言小说中的那种感性生命饿骚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还真活得挺自在，他们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世界，想折腾就折腾，把这点事说圆乎了，把人对生命热烈的追求说出来，有这点小味道就差不多了。”这就是一千个中的一个读者的视角。因此，影片的主题放到了爷爷和奶奶在爱情道路上释放出的生命激情上。而一部以表现战争和民族精神为重点的小说在张艺谋的镜头下变成了“一支生命的赞歌”。

其次，在电影《红高粱》中，张导不仅“改”小说，还适当的增加和删除。为了张扬敢爱敢恨、激情燃烧的生命主题，他将原著中富有视觉感应又看似琐屑的细节提升到主要的表现层面上。比如那些附着在辅线上的捏轿、骑驴、野合等细节进行了夸张、变形和放大。细节的不仅放大还被赋予了生命：唢呐、花轿、土坯房、剪纸、年画、门神、酒篓子，肥棉裤、高粱地，石头小桥，肚兜，粗瓷碗以及黄土地尽处的血一样的红太阳、黄土高原上望不到头的蛇一样的羊肠小路……这些琐屑的东西都被最大程度地赋予了生命、生殖、情绪、梦想等等的一切，而对生命的美好以及繁衍生息的追求这一主题，得到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凝重的张扬。同时导演也将一些他觉得对于表现自己追求的主题无用或无法用视像呈现的故事场景删除

第三，在小说《红高粱家族》密麻的文字中，读者会感受到血色的冲击。比如，活拨人皮和狗吃人那段，就充斥着暴力的血腥。又如“我爷爷”的血性和狂放，蔫声蔫气对“我奶奶”俯首帖耳的刘罗汉，因反抗日本鬼子被活活剥皮，破口大骂至最后一滴血；还有“我爷爷”和伙计们，用血一样的高粱酒伏击日本兵。整部作品的基调都是血色的。而电影的导演应该也强烈的感受到了这一点，再加上导演善于运用色彩演绎原著的风格，因此，电影的背景用那始终弥漫着血味的红，在那一片片如火如焰地随风飘舞的高粱中，将代表着“生命骚动和原始人性本能激情”的“红”释放出来：九儿穿在身上中间宽上下窄的红袄红裤；伙计们闪耀着古铜色彩的上身和他们桀骜不驯的光头；在震天的唢呐声里，把阳光切割成无数碎片的扑楞楞抖动的高粱骒子，日食的时候铺天盖地的红，高粱地里满眼透不过气的绿……

     第四，写意的创作风格，将导演追求的生命主体泼洒出来。那生命的红，就像那打翻了的红墨水，在观众干净洁白的心上肆意泼洒。在电影《红高粱》中，自由奔放、热血沸腾的生命跃到前台，被讴歌、礼赞。以写意手法呈现战斗结尾，人物不多，却比其他擅长人海战术的战争片带给观众更多震撼！日食、红色笼罩的世界、响彻天地人间的童谣，如血海汪洋的高粱地……《红高粱》把战争造成的创痛深深烙印在观众的记忆之中。

      在分析了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后，我想对文学与电影的关系进行一个总结。对于这个问题，有人也许会想：若干年之后，文字的功能会被电影所取代。但是，正如我上文所讲的，电影毕竟只是一千个文学读者中的一个读者的读后感，如同森林中的一棵树并不能代表一片森林。正如作家刘震云说的，小说是“绿茶”，而电影是“可乐”. “看热闹看电影，可乐解渴；细细品位，还是啜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