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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柳的目光又散了，又苍白又茫然地碎了满屋。树春仍是默不作声，双眼睁到最大的限度，面无表情，正对着屋顶，屋顶有根灰黑细小，网满蛛丝的梁。梁太旧了，树春突然想，该换一根了。黑色的木梁朝眼前逼，愈来愈近，要压到身上来了。屋里那片厚重的争论慢慢模糊，淡远成木梁的背景。屋里人忘了他这个当事人。他的想法，没有人记起该听一听。

告！怎么告？那些粗壮的脖子由黑转红时，蹴在屋角的顺老伯掐灭了短细的烟头，重重地插入一句。像一根扎准了穴位的银针，闹嗡嗡的声音生生止住，几张嘴半张着，没着没落地，头转向他这边。

去政府告，他们能不管？是最先回神的人嘟囔着，全是不服气和不甘心，但话像漏了风，软蹋蹋的。

卷着纸烟，顺老伯头没抬，开口的时候，是过来人的口气，说得倒轻巧。告当然是行的，政府也是管的。城里叫打官司，是讲法的。法是什么，一条条白纸黑字写着的，可不是人情。手停了，卷了一半的烟捏在手里，顺老伯眼皮垂坠着。顿了顿，顺老伯接着说，树春当初随老板去打工，没有合同，也不买保险的，老板要是不认帐，法不听你的，任你说到天上去。推树春回来的那个兄弟说，在脚手架上，树春他们也不戴安全帽，那也是违反规定的。这条条算起来，打官司还不定谁赢。再说了，打官司是要请律师的，费用多高，我多年不走动了，不敢乱说，反正都是让人耳朵发疼的数目。还有别的什么什么手续费。我说不全。溪里寨谁懂这些？城里人不一样，一条条装在肚子里，蒙我们，也就挥挥手动动嘴皮的事。到时官司没打赢，怕又把这家子累进去。

烟含在嘴上，顺老伯肩膀皱缩，再没有说话的意思。

静了，立起身的，半蹲着的，很静地坐下了，卷着烟的手静成固定的姿势。几只苍蝇绕来绕去，在颊边，在鼻尖眉头处嘤嘤嗡嗡地。有两手伸出去啪啪地拍着，拍出憋闷的气，话硬成块卡在喉头。

又是合同又是保险又是律师，人们在顺老伯的话中云里雾里。云雾缭绕后，有什么明晰起来，明摆着，现在老板不理睬了，树春摔个半死软在床上。谁理亏，用得着争吗？不用争，争不了。可顺伯说的话总归是有道理的，他是见过世面的人。告得过来吗，这样的事，天下多了。不是自古都这样么，民告官，穷告富，哪个告得过哪个？告了反倒是惹麻烦，照那样说起来，不如多割几筐猪菜，多种点瓜菜，实在。

屋里的话凭空消失掉，塞了满满一屋子烟雾，缭绕着圈子，静静地。目光在烟雾里散散淡淡的，顺着顺老伯的余音，落在他拱弯的肩背上。

所有的声音，都落进树春的那些粘稠的静里了。以后的岁月时，树春要不就在这团粘稠的静里沉默，要不就全身烘出一团火气，灸烤那团粘稠的静，烤得噼噼啪啪地响，那层静便一片一片地掉落，甚至飞溅，溅到身边某一双眼里，或某一张脸上，周围那双眼或那张脸就痛疼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