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实名检测，社区继续在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有人重提隐私权和健康权的话题。这让我记忆犹新，因为南方周末《艾滋病，隐私权不是挡箭牌》旧文的阴魂还在。隐私权和健康权作为矛盾的对立统一，是彼此辩证作用的过程，要想深入，就得分条件、层次、环境来剖析，这绝不是一两千字的事情。我们只能陈述既有的一般观点，不做深入的学术探索。同时从学理看，所谓权利应当是法学或者伦理学探讨的话题，晚生学识浅薄，没办法从法学或伦理学范畴来驾驭这个话题，那我就说点老百姓的话，讲点人情世故的看法。目的还是抛砖引玉，供社区引为谈资。

  我对这个话题的第一直觉就是二者的不对称性，至少我认为从人权保障的角度来看，二者不具有对称性。这是个很简单的逻辑：从个体意义来讲，健康权是可以握在我本人手中的，例如“ABC原则”，如果我想避免得艾滋病，我可以选择禁欲；如果不能禁欲，我可以选择单一性伴或忠诚婚姻；如果不能做到单一性伴或不愿意忠于婚姻，你还可以选择安全套。总的说来，你应当主要通过自己的行为来维护自己的健康，而不是通过暴露感染者隐私来维护自己的健康。但这个原则不是镜像的。我们回到隐私权，一旦感染者的隐私受到泄露，他基本上是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行动来保护自己的。比如要求退学、面临侮辱、不能就业、遭受抛弃、强制隔离等等，这些对感染者来说，个体是没办法对抗这种环境的，即便他本人不愿意接受。且不谈保护弱势群体这类人道主义概念，我认为企图通过暴露感染者隐私来达到获得健康的目的，基本上是损人不利己的行为，顶多算外行的臆想。

  第二个问题在于健康霸权的逻辑一旦建立，很自然就会产生拓展的情况。我们在这次讨论中，有个潜在观点：认为健康权和隐私权的辩论只在艾滋病领域存在。这是不对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艾滋病人也有健康权，因为艾滋病人不是所有的病都有的，也许他只有艾滋病而没有肝炎、没有性病诸如此类。考虑到逻辑统一性，是否也应当要求对肝炎病人或性病病人进行公示呢？那中国就要建立一个庞大的传染病病人隐私定期公示制度，并建立相应的网站，供公众查询。

  第三个问题有点悲剧：当你公布了艾滋病人隐私的时候，也许并不能很好的维护公众的健康权。让我们来做一个思维实验。假设我们在南京的同志浴室公开了南京所有同志感染者的肖像、姓名、身份证号码。那只可能这些同志感染者不来这家浴室而已，他可以选择去上海或者通过见网友的方式来交往性伴。如果我们在每个娱乐场所都要公开全中国同志感染者的姓名、肖像什么的，那我都不屑批评，因为你没那么多的打印纸。即使在异性恋中，网络交往也相当发达，网络交往本身就有很强的私密性、隐匿性，我们甚至都不会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你即使建立一个感染者隐私查询系统，都没法对应的。艾滋病本来就涉及到性、网络这些很隐私的东西，你没办法从公示隐私来解决艾滋病防治问题的。

  最后，我要谈一下，南方周末那篇文章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河：抓住例子打板子。你看，他通篇文章（《同志之死》）是通过个人或个案来批评一种制度。这是非常没有说服性的。这根本就是迫害。

  假设我不喜欢外国人，而我认识的一个外国人又是小偷，那我就通过这个例子来攻击外国人：外国人都是小偷。这是极其粗俗的迫害手段、是对他人的侮辱。同样，南方周末的烂文章也是这个逻辑，因为一个人出了问题，就否定制度，这还了得？对任何制度的制定和否定都不该这样来讨论。

  后来马克文章的风格明显不同，他就可以通过统计学、通过对国内外经验的比较、通过对历史的分析，以及宏观确证等手段来说明：保护感染者隐私是有助于艾滋病防治的。这就是以科学为工具，以科学为依据，以科学为证据的力量。所以，实名制的逻辑基础如果只是基于隐私权和健康权的观点，我看大可休矣。

  科学，必须成为我们防治艾滋病的最重要旗帜之一。

                                      华东感染者协作网络秘书处    陈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