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评价同性恋和社会性别角色之间的关系

Michael W. Ross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一直想当然地认为，社会性别角色（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与同性恋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如果这种关系不是充分的话，但至少是必要的。然而，历史提供的证据并不总是支持这种主张。例如，Bullough（1976）声称，将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与男同性恋联系起来这一事实本身是与某一特定的社会中女性的地位有关的。而McIntosh（1968）则认为，至少是就英语国家而言，如今普遍流行的人们对同性恋者的刻板印象（即男同性恋者被看作充满女性气，而女同性恋者被看作过于男性化）只是在18世纪才开始出现的。

   在科学的传统中，也有许多人倾向于将男同性恋与女性气质联系在一起，这种倾向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据Ellis和Symonds所言，Ulrichs认为，男同性恋者拥有男性的身体，但在其体内却是女性的灵魂。1886年，Krafft-Ebing指出，之所以会存在同性恋，乃是因为个体“在心理上存在两种性别特征混杂的状况”，也就是说，男同性恋者拥有女性的心灵，就本能来说，他们属于女性。Ellis和Symonds一方面认为，Krafft-Ebing“只不过是通过简明的语言具体地表达了对复杂事件的表面印象”，一方面又在他们提供的替代性解释中赋予生物因素同等的重要性：同性恋者的身体在发育的过程中出现了异常情况，从而使得异性的细胞数量过多。无疑，这种推理将关注的重心从同性恋的角色转移到了身体器官的层次。今天，仍然有许多研究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研究同性恋这个问题的。从其提出的基本假设中，我们仍可以看到上面那种论证的逻辑。在这些假设中，许多似乎都想当然地认为，同性恋者存在着对异性的社会性别角色的认同，从病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构成了同性恋的病因，并表现为对社会规定的性别角色的逾越。

   我们可以在许多层次上来质疑这些假设。库恩（1970）认为，科学倾向于在特定的范式内来验证假设，但是却不验证范式本身所预定的假设。在他看来，范式为某个圈子的科学家提供了范例性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假设是在这些范式的内部构造出来的，它们既与经验材料保持最为密切的一致关系，又具有内部的连贯性。于是，用库恩的话来说，结果便产生了这样“一种极其热忱的努力，即强行把自然塞进由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提供的概念盒子里”。如果发生了某些反常的情况，从而使这些盒子受到质疑，那么新的范式就会产生。新的理论要求重新构造先前的理论，并重新评估先前的事实。

   库恩将科学看作一系列的范式。这种观点不仅适用于生物科学，同样适用于对性开展的研究。例如，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在19世纪提出的同性偏好模式假定，一个具有同性恋倾向的个体在心理上（通过社会性别身份和对父母的认同）或者生理上（通过大脑的分化）具有异性的成分，后来大多数对同性恋开展的研究都是为了验证这个模式。Ross、Rogers和McCulloch这些研究者主张，说男同性恋者存在跨性别认同，其实也就等于说，因为社会规定只有异性之间的性交往才是自然的和可以接受的，所以一个希望与另一个男性发生性关系的男性必须把自己看作女性或者认为自己具备女性的特征。Scott（1972）也指出，研究者验证的假设反映了社会的共识，而不是对社会现实的感知。接下来他又声称，需要进行验证的假设与某些概念类别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在应用这些类别的时候来验证那些假设，那些假设就总是能够得到证实。

   其他研究领域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例如，Strathearn（1976）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行为方面的性别差异并不仅仅是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互动的结果；与社会性别相关的构造之所以能够持续存在，乃是因为作为符号它们在社会中是有用的。与此类似，Cucchiari指出，婚姻确认、界定并且再生产出社会性别的二元性，而这一点又发挥着下面的功能，即把所有的人类关系和活动全部纳入由两个性别构成的严格体系。因此，在对同性恋开展的研究中，研究者之所以全神贯注于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可能是因为在我们对社会现实的构建中，它们这些符号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而不是因为在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与同性恋之间确实存在某种关系。Whitehead所引用的证据表明，在某些部落社会中，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同性恋提供了男性气质（例如在新几内亚），而在另外一些地区，同性恋则潜在地意味着女性气质（例如北美印第安人）。之所以会出现不同的情况，乃是因为不同的文化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建构是不同的。我们或许可以假定，利用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这些构造物对同性恋进行的研究建立在性尤其是社会性别方面通俗的社会建构的基础上，同性恋、社会性别身份与社会性别角色之间的关系却常常是混沌不清的。

   Freund，Nagler，Langevin，Zajac和Steiner（1974）质疑了利用普通的男性气质－女性气质心理量表测量社会性别身份的合理性。在一项新的测试中，他们合并了与女性性别身份有关的项目，并使测试具备了很高的表面效度。通过对男性变性别欲者、异性恋者和同性恋者进行测试，他们发现，异性恋和同性恋小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重叠在一起，而变性别欲者小组与异性恋者小组则没有重叠的情况发生。在结论中，他们认为，性对象的偏好（异性恋和同性恋）和社会性别身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相互独立的，如果两者同时受到了干扰，那么受到影响的个体将既是变性别欲者又是同性恋者。Shively和De Cecco（1977）同样将性取向和社会性别身份定义为两个潜在地相互分离的现象。不过，这些研究发现并没有能够防止某些研究者将同性恋视为社会性别身份失调的结果。

   困难的根源可能在于下面的事实，即社会性别角色和社会性别身份（对自己身为男性或女性的意识）常常是高度相关的，并且社会性别角色被用来测量社会性别身份的中介变量。因此，在研究中严格地区分性对象偏好、社会性别角色和社会性别身份这些变量是非常重要的。Shively和De Cecco详细地论证了这一点。

   反过来，将这些构造的类别区分开来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男同性恋者所表现出来的女性化的角色与女同性恋者所表现出来的男性化的角色是否必然与同性恋同时发生。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相互冲突。导致这种混乱的部分原因可能来自研究所用的量表，不同的研究在度量的标准和潜在的假设方面（例如，对社会性别角色进行的单向连续或者双向连续的测量）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不过，不同的研究取向在回答下面的问题时提供的答案各异，即社会性别角色与同性恋具有怎样的关系：同性恋导致了反常的社会性别角色、反常的社会性别角色导致了同性恋、其他事物导致了这两者，还是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认为同性恋与反常的社会性别角色相联系的观点暗示，所有的同性恋者都具有异性的特征。不过，过去的研究清晰地表明，对此人们意见不一，有些研究得出了支持性的证据，有些则否证了上面的说法。看来这样说是比较合理的，即反常的社会性别角色与同性恋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不过，West认为，测量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量表所得的分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些表面的特征，这些特征可能是同性恋生活方式的副产品，而不是同性性取向的原因。与此类似，对过于女性化的男孩开展的研究表明，大约56％的追踪调查对象是同性恋者，但将近一半的人不是（Grellert，Newcomb & Bentler，1982）。在另一方面，大量的文献表明，在许多不同的文化中，同性恋者在童年时期都表现出了具有典型的异性特点的游戏模式（Grellert et al.，1982；Whitam，1977）。尽管Ross的材料表明，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人们根据对同性恋角色的社会期望进行回溯时歪曲了事实，不过，有关同性恋者表现出异性的游戏模式的报告非常之多，不能仅仅由回溯性的歪曲进行解释。

   在跨文化的背景下，同性恋的概念还造成了解释方面的问题。Carrier（1980）提供的材料表明，在盎格鲁－萨克逊社会中被认为与同性恋相关的事物（男性之间的性关系）不同于在地中海文化中被认为与同性恋相关的事物（在男性之间的关系中采取被动的角色；积极的同性性关系并没有被污名化）。Ross等人表明，在同性恋与社会性别角色的关系中，社会因素可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在将自己认同为同性恋者的过程中，同性恋者可能接受了传统的期望，即如果他们是男性，那么他们应该表现出女性化的特征；如果他们是女性，他们应该表现出男性化的特征。在这种社会性的分析中，关注的焦点不是反常的社会性别身份或者社会性别角色，而是导致了这种假设的性的社会建构。这并不是说检验其他的假设没有任何意义，而是说，在没有经验性的证据可以证明在社会性别角色与同性恋之间存在稳定的关系的情况下，理解这种关系中那些可能源自社会或文化假设的、更加微妙的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此前的研究通常关注的是这种关系的原因而不是过程。鉴于用某个单一因素来解释这种关系的企图已经被证明是不成功的，那么新的希望之一可能便是在于重新评估这个领域，或者通过检验以前的研究取向背后的关键假设，或者是为新的研究路径奠定基础。

   如何研究同性恋、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之间的关系才能收到丰硕的成果？生物学的研究主要是从病因学或者病因学－互动论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如果排除这种研究取向，那么下面这种说法或许是有道理的，即此前的研究局限于一个特定的范式（强调同性恋和社会互动）。将来的研究或许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在同性性吸引的基础，而不是伴侣的性别。如同Gagnon和Simon在十年前提出的，“同性恋者对对象的选择支配了我们对同性恋者的想象”。对于同性恋者自身的态度和信仰，以及公众对同性恋者的期望和他们的角色，我们知之甚少。从跨文化的角度来说，同性恋者这个词语的意思并不是一致的，被认为与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相关的许多方面也都是如此。由于这方面的原因，即使是在英语国家的科学圈子中，人们对致力于测量社会性别角色的各种努力针对的是否是行为或态度的同样一些方面仍然抱有一定程度的怀疑。

   总的来说，我们或许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即尽管我们已经确定同性恋和社会性别角色并不是另一方的必要或者充分的原因，对于与二者的关系有关的生物学的、心理的、家庭的以及社会的因素我们仍然缺乏足够的了解。将关注点从同性恋者的社会性别转向吸引力的其他基础、社会的期望和角色以及同性恋者对社会性别角色的态度可能是将来该领域的研究应该坚持的方向。我们期望该期收录的文章能够为澄清同性恋和社会性别角色之间的关系做出贡献，并为经验研究提供一些值得进行检验的假设。最为重要的是，研究的范式可以通过预先的假设和研究问题的选择影响研究的发现，因此，我们必须对之了然于胸，只有这样我们超越某一范式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