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正”这个名字，可能 观众不熟悉，但如果悉数与他同时代的演员，恐怕大家就不得不感慨连连了：白杨、赵丹、舒绣文、陶金、蓝马、上官云珠……这些在银幕上熠熠闪光的“星星”之中，就有高正的身影。如果还需要用更具体的作品来标识，我可以准确地告诉您，高正演出的电影包括了《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当然，还有他导演的《开抢，为他送行》。

　　　　　　　　　　　　　一声惊雷 我呱呱坠地
　　1922年，我出生于北京。虽说不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可是母亲怀上了我14个月之后，竟然还没有临盆的迹象，急得一家人不知如何是好。正巧这时北京下起了大雨，天上一声响雷炸开，吓得母亲一惊，我也就此呱呱坠地。父亲感慨道：既然是打雷震下来的，这孩子就叫郭震吧！
　　说到这里，可能大家又不太明白了，我明明叫高正啊。怎么父亲起名字叫我郭震呢？其实。我本名叫郭震，号雨辰，取意下雨的时辰，而“高正’则是我的艺名。
　　我长到6岁的时候。父亲到东北去工作，全家也就迁到了哈尔滨。时光荏苒，渐渐长大的我开始懂得了生活的艰辛，很想找个好工作贴补家用，于是就和哥哥一起去邮局应聘。
　　当年能够在邮局工作，可以算是“金饭碗”，不知道有多少人挤破了脑袋想进去，而我呢，竟然误打误撞地考上了。原来 ，想应聘这里的工作，首先要通过珠算考试，就是每个人发一个算盘，由考官大声念出一道很难的算术题，看谁算得又好又快。
　　算盘珠子哗啦哗啦地响着，很快大家都算完了，哥哥的答案是4毛钱。而那时候的我呢，不像现在心态平和，当年脾气可是很大的。我一想到考官用这么难的题来“刁难”大家，就非常生气．根本没有好好计算，而是赌气地回答：没数！
　　没想到，这道题的答案竟然就是零！结果就是--我这个没有好好扒拉算盘的人，珠算成绩位列第一名，被直接录取了。

　　　　　　　　　　　　 夜爬火车 “搏命”入关
　　虽然邮局的工作根安稳，但我却有着一颗不“安分”的心，渐渐把目光投向了我喜爱的话剧事业，并毅然辞职，走上了话剧舞台，成为东北地区演戏的第一批人之一。
　　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发现了这里演戏环境确实不够宽松，因为是敌伪时期，我们的演出经常遭到汉奸的捉弄和破坏。于是，大家就萌生了出去“闯一闯”的念头。到哪里闯呢？目标自然是去话剧最繁荣的上海啦。
　　当年的上海，对于一个生活在东北的人来说，简直遥不可及，许多人一听都摇头表示不愿远行，当年只有十七八岁的我无牵无挂，怀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一拍胸脯说：我去！
　　可是到上海要进山海关，我根本没有通行证，又如何进关呢？一位同学的父亲恰巧在铁路工作，他给我出了个主意：你敢不敢趴在火车顶上，偷偷进关？
　　当夜，我身穿黑衣黑裤，带着哥哥接济我的24块钱，怀揣着临行前哥哥写给我的纸条，独自出发了。纸条上写的诗句我现在仍然记得很清楚：“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死不还，葬身何须故国土，人间到处有青山！”
　　趁着夜色、我爬上了一列火车，车上装满了货物，还盖着雨布。我趴在厚厚的雨布上，双手紧紧抓住捆绑雨布的绳子，牢牢记住别人的嘱咐：火车开动之后千万不能松手，否则就没命了！
　　可是天气寒冷，火车-开，我的手很快就冻得发麻了，特别是过山海关隧道的时候，隧道里的风有一种吸力，我咬紧牙关死死抓住绳子才勉强保住了性命，有几次大风差点儿把我吹了下来……
　　等到第二天早上火车到达天津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已经全身僵硬，动弹不得了，双手也都磨得鲜血直流。

　　　　　　　　　　　 住在两毛钱一天的“鸽子笼”
　　辗转来到上海之后才发现，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我简直是无依无靠，甚至连他们的方言都听不懂。我问火车站的洋车多少钱？拉洋车的回答：“四支洋”！我一听就迷糊了，四只羊？这里怎么还物物交换啊？其实，人家说的是4块钱的意思。
　　数数我手里仅有的24块钱，我知道之后的日子必须量入为出。我先是住进2块钱一天的小旅馆，开始四处寻找工作，但一位老乡的话给我当头浇上了一盆凉水：你这个穷小子还想当演员？上海的少爷、小姐捧着金条还都演不上呢？你呀，不是把行李变卖了，买张车票回家去吧！但想想我在火车上遭受的痛苦
和危险，想想哥哥塞给我壮行的纸条，我还是决心继续留下来。
　　在小旅馆住了几天，我快支持不住了，就问老板还有没有比这更便宜的房间？回答是：有，两毛钱一天的“鸽子笼”。
　　什么是“鸽子笼”？就是一个长条形的房间，中间留很窄的一条过道，两边床紧挨着床，一层一层叠放着，坐在床上勉强能够伸直腰，每个人的空间也仅仅限于那张床而已。
　　就在我几乎走投无路的时候，艺华公司招收电影演员，我意外地考上了。从此就搬到了中国大戏院的平台上，一个月只需要4块钱的房租，每天只能吃4个生煎包子或者一套大饼油条，虽然饿得头昏眼花但是我必须挺直腰板，不能让人看出我的窘迫潦倒。

　　　　　　　　　　　 一夜之间成了“当红小生”
　　这时，梅阡导演出现了。他说我的条件很适合演话剧：小兄弟，你跟我登台去吧！
　　演戏对我来说，已经是驾轻就熟的事情，但上海的舞台人才济济，想得到一个角色也不是那么容易，只有登台替别人“代戏”的机会，才有可能崭露头角。很快，这个机会就来了。
　　剧院里正在上演名剧《茶花女》，男主角阿尔芒的扮演者是一位红极一时的名角，每次的出场费就要100块钱。但没想到他看到话剧受欢迎，就跟导演提出要涨价：出场费要变成200块！
　　梅阡导演不想加钱，于是找到我顶替：演《茶花女》，你干不干？我满怀激情地回答。只要老大哥开口，赴汤蹈火我都干！梅阡语气凝重地说：这可比赴汤蹈火要难多了，咱们不排戏，你今天晚上看台词和位置，明天晚上就演出！
我可从来没有演过这出戏，就更别说台词了。当天晚上我拼命记词，连夜里躺在床上，还默默地念着台词……第二天，我刚一进剧院的大门，就看到迎面挂着一个条幅：特请北方红小生郭震来沪献演《茶花女》。其实，我哪儿是什么红小生啊，这完全是剧院的“噱头”。
不光在条幅上做文章，连票价都赚足了人气：原来的票价是2毛5，现在涨到了3毛5，足足贵了1毛钱。许多观众一看，票价都涨了，肯定这位演员很棒啊，纷纷买票进场。其实我心里知道，这哪里是“北方红小生郭震来沪献演”啊，只要不“现眼”就谢天谢地了。
幸好，凭借着我多年的舞台经验，这场戏有惊无险地演完了，一点儿错漏都没有，连演3天之后，所有的演员都服气了。连那位坐地要价的“名角”也回过头来找我：小兄弟。我看了你的戏，确实演的不错！要不咱俩拜个把子吧！以后一起联手演戏！他这是想和我联合起来。共同垄断男主角的地位，想到梅阡导演对我的照顾，我断然拒绝了对方的要求。自从这次登台以后，我在话剧
舞台上如鱼得水，很快就真的成了上海的“当红小生”，而不再是宣传的“噱头”了。
初登银慕的《八千里路云和月》
1946年，昆仑影片公司成立，白杨、赵丹、舒绣文、陶金、蓝马、上官云珠等知名演员都纷纷加入，阵容空前强大。我陪一个朋友去考试时，正巧被郑君里导演看中，他一定要我当场报名，由此，我又“无心插柳”地踏进了电影圈。
我在“昆仑”拍的第一部戏就是《八千里路云和月》，导演史东山找我谈话，让我演白杨的表哥，剧里的“反派”--纨绔子弟周家荣。我一听就非常不自信：自己以前演的都是正面人物，没演过“坏人”，能行吗？史东山说：我是导演，我认为你行你就行！我都不怕，你怕什么！于是，我的第一个银幕角色，就成了人见人憎的“反派”。
当年的摄影棚可没有空调，而且四处透风，因为是冬天拍夏天的戏。我必须穿着单薄的绸子衣衫，冻得瑟瑟发抖不说，手里还要不停地摇着扇子，头上还要喷些凉水，假装满头冒汗。但是因为天气太冷，我一说话嘴里就会冒出白气，为了使嘴里不出哈气，我还得在开拍前猛喝一大杯凉水，把气管里的热气都压下去，寒冬腊月穿着单薄的衣衫还要喝着凉水，那滋味确实难以形容。
拍摄快结束的时候，史东山导演满意地对我说：你演得不脸谱化，很好！不过小郭，你这个名字不够响亮，这样吧，我给你改个响亮的名字宣传时用。郭震--高正，你就叫高正吧！寓意着你要对自己高标准、高要求、高目标、要有高的理想；做人要正直、正派、走正路、做堂堂正正的人！这段寓意，我与你共勉好吗？
如果说我哥哥的诗句鼓励我留在上海，那么史东山导演的话就为我指明了未来的道路。这段共勉的话，从此成了我的座右铭，成为史东山导演给我的最大的财富，我也由此正式改名为高正。
《一江春水向东流》与白杨的“叔嫂”情谊
我的第二部戏是蔡楚生和郑君里联合导演的《一江春水向东流》，角色是陶金的弟弟、白杨的小叔子。虽然戏不是很多，但导演告诉我，这个人物的设置是为了与他哥哥做对比，哥哥虽然逐渐堕落了，但弟弟仍然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在乡下继续打游击、教书。
影片在上海公映以后，顿时形成旋风般的观影热潮，连映3个多月，一直受到观众的追捧。也就是在这部影片一年多的拍摄过程中，我与白杨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多年以后，我在上海离休干部的聚会地--丁香花园又遇到了白杨，她虽然生病了，但还是热情地对我说：小高，你有空常到我家来，我也许是年纪大了，常常会回忆起我们过去拍戏时的情景……
我说好，我一定常去。临走时白杨还嘱咐说：你别忘了，我可是你的
“嫂子”，咱们是一家人。这句话也是白杨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后来因为工作太忙。我一直没有来得及实现我的承诺，去她家做客，等到我腾出时间来，却发现她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这是我此生最内疚和遗憾的事情，白杨这么小小的要求，我都没有做到……
郑君里的妻子因我“吃醋”
因为与郑君里导演的合作，我也渐渐走上电影幕后工作之路，郑君里曾经对我说过；作为一个演员，你如果懂得导演的工作，对演戏是很有好处的。
此后，我在郑君里导演的电影《聂耳》中担任了制片主任，有一场表现旧上海街景的戏，非常难拍，需要数千名群众演员。有人说请有关部门来帮忙维持秩序，但我没有同意，因为这样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还需要很多时间做前期准备。我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让路人在不知情的状态之下参与影片的拍摄。
我安排演员们隐藏在繁华大街两侧的店铺里控制住所有车辆，以升旗为号，瞬间，老式汽车开上了马路，隐藏的演员们纷纷出动，向路人发放传单，同时大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明就里的路人拿起传单一看，上面写着：亲爱的观众，我们正在拍摄电影《聂耳》，感谢您的支持。
整个过程只用了4分钟，就将15个镜头全部拍摄完成了。由此，郑君里导演对我更是刮目相看。后来当我独立执导第一部影片去太湖取景的前一天晚上，郑导演突然半夜起床在家里翻箱倒柜地找东西。郑导演的妻子问他找什么？郑君里回答朋天高正要去看外景地，我找个望远镜给他用。
第二天，郑君里的妻子开玩笑地对我说：平时老郑在家什么活儿也不干，昨天晚上却专程起来给你找望远镜，还一直喊让我帮忙。要是再这样，我可要“吃醋”了啊！
《开枪，为他送行》闹出了风波
在我执导的影片中，近期大家比较熟悉的恐怕就是《开枪，为他送行》了。这部由马晓伟和惠娟艳主演的影片，最初是由登在报纸上的一篇小说改编的，本名叫《浦江红侠传》，后来经过我们电影厂的同志改编后登上了大银幕，很受观众的喜爱。但是谁也没想到，电影放映后，小说中男主角梅羽宽的原型人物家里出了一点儿小风波。
这位原型人物的妻子看过电影《开枪，为他送行》之后，认为自己的丈夫和剧中人物的经历一样。以前真的还有个“情人”，根本没向自己坦白，于是两个人大吵了一架。事情最后闹到了电影厂里，我只好出面解释：这是电影的艺术加工，跟你丈夫的经历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