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蝶入住曾家岩公馆后，戴笠总算可以天天看到自己心仪的佳人了，可是佳人却心有所属，另有怀抱。为了达到霸占胡蝶的最终目的，他开始想办法除去潘有声，除掉他很容易，可是稍有不慎，便全盘皆输。想来想去，他觉得最好的办法是调虎离山，将潘有声吸引到重庆以外的什么地方去赚钱。于是，1944年春天，潘有声接到了商人们梦寐以求的专员委任状和滇缅公路的特别通行证。此时，他已经明白了戴笠把他“发配”昆明的真正用意，明知把妻子一人留在重庆，无疑是羊入虎口，可是看着家里两个年幼的孩子和胡蝶白发苍苍的母亲，再想到戴笠的冷酷无情，他只得含泪告别胡蝶，咬着牙外出奔波。潘有声一走，戴笠就撕破脸皮，不顾胡蝶的百般哀求，毫不掩饰企图地占有了她。从此在戴笠的威逼利诱下，胡蝶完全成了一只笼中小鸟，度过了一生中最她觉得糟糕透顶的三年生活。

　　为了避免别人的干扰，同时也为使胡蝶忘记过去，免去对丈夫的负疚感，在戴笠的精心安排下，她搬进了位于歌乐山的杨家山公馆。为了讨得胡蝶的欢心，戴笠把一切置之度外。胡蝶想吃南国的水果，他立即派出飞机从印度空运；胡蝶说拖鞋不受用，他一个电话就让人弄来各式各样的鞋子；胡蝶嫌杨家山公馆的窗户狭小，光线不充沛，又嫌楼前的景物不别致，他急忙命人在公馆前方，专门为她重新修建一幢花园洋房。在神仙洞周围，他计划建筑一栋规格、设施、造价远远超过其他公馆的豪华别墅，准备作为他和胡蝶将来的秘密居所。他认为神仙洞除了地名吉利外，还环境清静，风景优美，便于隐居。为显示他的真心，博胡蝶一笑，修这所房子时，他要求汽车可以直达门口而不爬坡。为此，他亲自测好地形，凡车路经过的地方，居民们都得搬走，房子一律拆迁。除此之外，他还亲自设计如何在斜坡上用石块镶成“喜”和“寿”两个大字，如何在空隙处栽上各种奇花异草。为了保密同时也为了防止胡蝶和外界接触，戴笠特地在别墅外围修建了电网、水渠及隔离外界的围墙，外面还设置了岗亭。

　　在同居期间，为了讨胡蝶的欢心，戴笠又为胡蝶修建了好几处住所，如罗家湾19号、重庆南岸汪山、嘉陵新村、浮图关李家花园等等。另外在杨家山公馆前面还特地修建一处很考究的花园，花费了近一万银元的代价购买了各种名贵奇花异卉。他和胡蝶住在这里时，每天早晚总要陪胡蝶去花园散步。胡蝶虽生活在这样优越的环境里，但不能与自己的家人在一起，也不能与自己喜爱的电影和影迷在一起，她仍天天闷闷不乐，戴笠对她越好，她越觉得自己的人生是一个悲剧。她觉得自己一步步地被毁灭掉了，再也找不回原来那个纯洁、坦率的胡蝶，一个愿跟普通、老实的商人过日子的妻子，一个准备着为电影贡献一生的影人。在上海那个快乐美丽受观众爱戴和拥护的影后胡蝶已经死了，不会有人再瞧得起她，她也不能再从事自己热爱的电影事业，一念及此她就常常泪湿衣襟。

　　1946年胡蝶随戴笠回到了她思念了八年之久的上海，令她没有想到的是戴笠向她提出了结婚的要求，要明媒正娶她为妻。似乎对胡蝶对了真情的戴笠说：“我今生最大的心愿，是与你正式结为夫妻，你是我的惟一，其他什么事都不能改变我对你的爱。我是真心爱你的，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不要。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与你正式结婚。”为了达到和胡蝶结婚的目的，戴笠再次安排潜伏特务拘押了潘有声，并暗中让人诱劝他解除与胡蝶的夫妻关系，以便他与胡蝶正式结婚。期待着与家人团聚的胡蝶含着眼泪对丈夫说：“有声，虽然我们办了离婚手续，但是我的心是永远属于你的，姓戴的只能霸占我的身体，却霸占不了我的心。”就在戴笠一心准备在1946年3月下旬与胡蝶正式举行婚礼时，他却因飞机失事烧死在南京西郊的戴山上。
四

　　戴笠的突然死亡，使胡蝶重获自由，她又回到了丈夫和孩子的身边。可是当一家人终于团聚在上海准备开始新的生活时，她又犹豫了。经过抗日烽火洗礼的上海，活跃着的是新一代更加年轻有为的女影星，上海电影的未来已经不再是属于她的了；生活上，她与戴笠之间的关系，使她无法从容面对从重庆等地重返上海的左翼影人，尤其是无法逃避一批有“隐私癖”的黄色报刊记者，好友阮玲玉悲愤自杀一事使她对“人言可畏”更增添了一份恐惧。经过一番慎重的讨论，胡蝶和潘有声决定携一双儿女去香港发展。

　　到香港后，潘有声创办了以生产“蝴蝶牌”系列热水瓶为主的兴华洋行。胡蝶倾注了全力，辅佐潘有声从事经营。这种苦尽甘来，朝夕相处的生活只持续了六年，潘有声就病逝了。她这一生只有两个最爱，一个是潘有声，一个是电影。丈夫的先她而去，使她始终无法摆脱孤独和悲哀，对电影的思念一日浓似一日。

　　1959年，在亲友的鼓励下，已年过半百的胡蝶加盟邵氏公司，回到了阔别十年的电影界重铸辉煌。她先后为邵氏公司了主演《街童》、《苦儿流浪记》、《两代女性》、《后门》等片，其中《后门》一片获第七届亚洲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禾奖，而她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同年该片又捧走了日本文部大臣颁赠的特别最佳电影奖。

　　1975年，胡蝶移居加拿大的温哥华，并改名为潘宝娟。宝娟是她父母为她起的乳名，以潘为姓则表达了她对亡夫潘有声的怀念之情。告别了影坛又身居异地的胡蝶，时常怀念着祖国，关注着中国电影的情况。每有人去看望她时，她总是不忘叮嘱回国后，代她向国内观众，尤其是上海观众问好。那里是她的根啊，每当她心潮澎湃，思绪激荡时，她就恨不得身上长上双翅，立刻飞回到那块生她养她造就她事业的热土，哪怕她只在那上面走上一步，看上一眼，抚摸一下。泪水在眼里打转时，她就会情不自禁地开口背诵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老先生的诗：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在她的回忆录里，她深情写道：“据说温哥华的地形像摊开的右手，手的方向是伸向太平洋彼岸的亚洲，伸向中国。我住在这滨海城市的临海大厦，不论是晴朗的白天，或是群星灿烂、灯火闪烁的夜晚，当我站在窗户边向远处眺望时，我的心也像温哥华的地形似的，伸向东方，希望握着祖国、我的母亲的温暖的手。” 

　　但是面对祖国朋友和故乡影迷的招唤，她却以身体不济，力不从心为借口一次次的推脱，与戴笠之间那段难于启齿的往事，是横亘在她与故乡之间一堵无形的墙，情感上的难堪使她迈不动回家的步伐。她害怕记者会问起这段封锁在她内心最深处的记忆，甚至于在她自己晚年所写的回忆录里，她也有意地回避了这段让她不堪回首的前尘往事。

1989年4月25日，翩舞人间近百年的胡蝶在温哥华因病与世长辞，应她的要求骨灰安葬在她深爱了一生的亲人旁边。这位中国第一位影后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句话是：“胡蝶要飞走了!中国，衷心祝愿你繁荣昌盛!”

　　怀着忧虑的心情飞离了人世的胡蝶，并不知道，一个人在最无助的时候也不出卖自己的祖国，这种精神世界里最本质的爱国之情使人们早就理解并原谅了她。她逝世后，她为之魂牵梦萦的上海为她举办了隆重的胡蝶影艺纪念活动，放映了她所主演的成名影片，并召开了胡蝶影艺研讨会，以上海电影家协会主席张骏祥为首的电影界、文艺界著名人士和胡蝶生前好友及老影迷等60余人出席了这次纪念活动；1995年，为了纪念世界电影诞生10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中国电影界评选出中华影星126名，她的名字醒目地列在其中；1996年10月，在新落成的中国电影资料馆高层办公大楼2层楼内，沿着四壁环形地悬挂着中国电影有史以来有突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的大幅画像，她楚楚动人的笑容也在其中灿烂。

　　九泉之下的胡蝶若知这一切，一定会含笑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