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影拍《姐姐》时，我们演员剧团女演员可供挑选的多，导演却舍近求远，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去借调宋春丽来领衔主演。我曾为此问过副导演“为什么”。 

副导演回答： “阿姨，大概您没看过她主演的《张铁匠的罗曼史》新片吧，戏好，又漂亮。她的可塑性与上影女演员不一样，等全片拍完了，您就会明白我们为什么挑中她演“姐姐”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半信半疑。 

那时，我身兼上影的《姐姐》，珠影《廖仲恺》两部影片的剪辑，每隔十天半月，上海广州往返，两部影片的素材我都要悉心过目。 

说也奇怪，《姐姐》除了宋春丽饰女主角姐姐外，还有一个一直跟着姐姐的小号兵，一个路遇的裕固族姑娘，一个投宿尼姑庵时碰到的老尼姑，共四个人的戏。全剧贯穿的只有姐姐一个人，宋春丽算绝对女主角。她是一位在战争中幸存下来、身负重伤的女战士——红西路军妇女独立先锋团的女兵。在横尸遍野的战友的血泊中挣扎爬起、吃力地在荒无人烟的祁连山下、河西走廊上走着、走着，寻找自己的队伍。故事平淡，除了慢慢行走、坐下休息、躺卧片刻外，没有别的形体动作，相当枯燥。 

而《廖仲恺》则正相反，影片里人物有名有姓的好几十个，千军万马的战争，人山人海的罢工，浓墨淡抹的人物关系…… 

两部戏在我脑海中交错展示时，别有一番吸引力。不过，我感到吃力的还是《姐姐》，太平淡了，要剪辑得抓住观众的心，很不容易，很吃力。 

宋春丽的朴实演艺技巧，还是很有魅力的，全片通过她的少量语言，连续的面部表情，真实的心态展示，非常到位，有好几次，我都边选洗剪辑点，边掉泪。我对导演说：“‘信不信由您，我看我们的‘姐姐'，极有可能成为今年金鸡奖的最佳女主角的得主。'”。 

导演当然很高兴听我的赞词，因为，一部影片女主角的成功，包含着导演的心血。我一直把《姐姐》当得奖的影片反复琢磨提高质量。 

就在我们摄制组把《姐姐》当重点题材中的重点精心刻画的时候，一场来势凶猛的运动在电影系统内部展开了。本来赞扬《姐姐》的舆论，立刻 180 度改调，认为《姐姐》调子灰暗。仿佛只有“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才是正统的。 

就在这个当口，我们的样片送审。发言的内容，似乎根本不知道上影厂有那么个摄制组在拍《姐姐》，似乎大家都忘了曾经审查剧本时说过的“好话”。 

导演戴着金丝边眼镜，吃惊在心头，脸上的修养好，沉住气，只听，光记，自己不开口。我看了他几眼，认为他有点心不服，但是他的处境只能如此“聪明”，如此“识时务”。 
我则一直压住心头怨，甚至还心直口快说了几句类似反驳的话，审片会场十分尴尬，不欢而散。 

我们的后期工作照原计划进行，因为基调早定，改不了，要么送仓库，要么再往上送。这些情况，以后传到宋春丽耳朵里，反正她最清楚，只有我不改初衷，仍然说女主角演得好，应该得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 

其实，《姐姐》送北京，命运没有好转，因为大气候如此，谁也不怨，也无能为力为它说话。不过，没有褒贬，没有修改让它与观众见面。记得我们在上海星光电影院有场招待会，我去了，自始至终坐在放映大厅楼下的最后一排，目送观众一个一个相继离去，散场时放映室坐的坚持看完的人不到 50 位。够凄惨了。 

剧制片主任徐桂林告诉我，他们在外景其间，生活苦得很，真是当地有什么吃什么。从画面上看，他们一直在一片荒凉的山地拍戏，天空是云和风，地上是石头路，五谷不生，连土产都没有。徐桂林说：“导演吃的苦最多，连牙齿都掉了好几颗。” 

我问他：“为什么自己去搞这么个题材呢？” 

他长长地叹息了一声说：“本来不是这个题材，到了生活中，发现那些曾经为革命出生入死的男女战士，在战争中失败了，没有后援。以后成了流落红军，苦得很。编导同情这些人，满怀激情要歌颂他们，没有想到影片拍成后，会碰到如此不幸，正像剧中人物——姐姐一样不幸。” 

在这么苦的环境中拍外景，摄制组成员心情也不顺。尤其是宋春丽，部队战士作风，大大咧咧，看不惯就说话，或者开口骂几句。为了每次都在她的镜头上打三尺试验片的板，她把摄制部门也狠狠批了几句，指责他们偏心。 

我想，宋春丽也是借机发火吐心头的怨气；因为她在我的记忆中还是很有人情味，很明大义，顾大局的。 
   (文章作者：蓝为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