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4月22号清晨，一位83岁的老人在上海去世。他的离开带走了一种独具魅力的经典声音。时间返回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一部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法国电影走进了中国的电影院，这是一部曾让很多人开怀大笑的影片，喜剧性的场面层出不穷。中国观众第一次发现，原来战争片不仅仅意味着紧张和惊险，也可以有漫画式的幽默，令人捧腹的对白，这部影片就是《虎口脱险》。而为影片中那个有趣，可爱、机智的指挥家配音的人正是这位离我们而去的老人尚华。当年的尚华因为《虎口脱险》中的指挥家斯坦尼斯拉斯而在中国家喻户晓，成为他配音艺术生涯的一座高峰。而译制片的兴盛也大大丰富着当时人们贫乏的文化享受。
　　在当时那个译制片的鼎盛时期，著名译制片演员的名字很多人已经耳熟能详，随口能叫出一连串脍炙人口的配音演员的名字：邱岳峰、毕克、李梓、向隽殊、刘广宁，童自荣，乔榛，丁建华……
　　这些名字、那些经典电影，是否让人们猛然记起：译制片曾经离我们有多近!
　　
　　经典是怎样锻造的——译制片的辉煌时代
　　
　　1957年，在上海梵皇渡路(今万航渡路)618号，一间十五、六平方米的旧汽车棚改成的放映间，加上用麻布片包稻草作隔音改装的录音棚，诞生了中国日后最负盛名的译制片基地——上海电影译制片厂。
　　配音演员赵慎之和曹雷至今对当年的情景记忆犹新：“我们在万航渡路的时候条件是很差很差的，下起雨来雨水淹到大腿根儿!”“我们的录音棚用湖南话讲叫漏音棚，放映间叫奶奶庙，因为里面挂满了《白毛女》里奶奶庙的那种破窗帘。”
赵慎之回忆当年的工作情况：“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磁带，录音时说错一两句没关系，马上擦掉了还可以重来。那个时候用的都是胶片，只能够用两次，并且一段一段的台词又都比较长”，所以那时配音演员们的工作压力可想而知。
　　李梓在回忆当年的那段经历时说：“四、五个人站在话筒前，大家都想，问题千万别出在我身上，或者是台词口型早了一点，或者是晚了一拍，或者是喉咙里给卡住了，说不出台词，那真叫负担重重。我们站在话筒面前有一个架子，握着那个架子手上都会有汗，很紧张的。”
　　那时候的上海电影译制片厂，有很多演员都是从话剧舞台转行过来的，没有配音经验，更谈不上外文基础。上海的译制片事业能有后来的繁荣，厂长陈叙一功不可没。尚华、苏秀和邱岳峰等人是上海最早一批从事译制片工作的配音演员。说起老厂长，尚华回忆道：“我们那个陈厂长因为他懂电影，他父亲是英美烟草公司的买办，家学渊源，英文很棒。从小他就学英文，从小他家里就跟外国人打交道，英美烟草公司的买办，所以他英文很好。他自己还懂法文，德文也稍微懂一点，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基本上我们的陈厂长懂好几国语言，但是最精通的就是英文。”
　　陈叙一，1918年出生，浙江定海人。身为上海电影译制片厂领导后，陈叙一定下了基本规矩：“翻译要准确，配音要传神。”
　　苏秀记得“老厂长要求我们学外文，说也不要求你们精通，也不要求你们能做翻译，但是你们特别是做导演的人，能够懂一些外文，就可以跟翻译有些沟通语言吧。”
　　尚华也加入了学外文的队伍：“有时走在路上我还在背台词呢，我走路的时候嘀咕嘀咕，骑脚踏车，人家碰见我，过去就说这个人怎么回事，嘴里嘟囔什么?”
　　陈叙一是上影译制片厂的灵魂人物，为了这份事业，他付出了自己毕生的心血。曹雷至今还记得当年的情景：“他翻译时，就在桌子上敲，那是在找节奏。听他的女儿说，他吃饭时，手在桌子上动，手就不拿筷子了，这时他已经到剧本里去了。他去世的时候在弥留状态时，手还在动。”
　　据说，陈叙一生前不喜欢照相，在所有可能抛头露面的场合，他总是把配音演员推在前面。如果我们留心一下影片最后的职员表，就不难发现几乎当时所有上译厂的优秀译制片，都是陈叙一担纲译制的。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开始，陆续有一批加有特殊标记的外国影片下发到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其中也包括一些美国40年代的文艺片，这些影片当时只有少数人能够看到。译配这些影片和观看这些影片一样，在当时都是一件带有神秘色彩的事情。
　　老演员曹雷还记得：“那时，不告诉我们片名的，‘资’就是资料片，几号几号，比如说071，你配的就是这个片子，什么片子，片名都不知道的。工宣队和军宣队在那儿，让你保证你所看到的任何内容，不许在厂外跟任何人说。所以甚至于那个时候，我爱人在北京，刚好到上海探亲，我在配一部片子，他问我，你配的什么片子，我说我不能跟你说。”
　　后来人们看到的《魂断蓝桥》、《出水芙蓉》就是出自那个年代。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部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法国电影走进了中国的电影院，这是一部曾让很多人开怀大笑的影片，喜剧性的场面层出不穷。中国观众第一次发现，原来战争片不仅仅意味着紧张和惊险，也可以有漫画式的幽默，令人捧腹的对白，这部影片就是《虎口脱险》。
在八十年代中期，仅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就译制了来自40多个国家的600多部电影，一个星光璀璨的时代到来了。很多电影对白也就是从这时候起，开始成为人们记忆中的经典。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也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每一个电影都有一种在广播电台播出的版本，叫做电影录音剪辑，那个就是纯粹靠声音来接触电影。所以你说有名的那些片段，你像配音演员，当时为什么那么有名，童自荣、乔榛、李梓、刘广宁……这些人为什么那么有名，就是因为大家有个听电影的文化，通过声音来想象这个人物。”
　　而各有特色的配音演员们，也在这时借助电影的经典对白、电台的传播深深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
　　于是，在那个年代的上海电影译制片厂，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生活得跟每个中国人一样，骑自行车、挤公车、打月票、开小组会、读报纸，可一旦走近话筒，他们马上又进入到《简爱》的空间，进入到《战争与和平》的空间，进入到《悲惨世界》的空间里去。他们在那个年代为我们留下了最值得收藏的声音。
　　
　　操东北话的苏联红军——译制片的诞生
　　
　　1948年7月，即使是北方也迎来了炎热的天气。而此时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后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厂长袁牧之的心里更是仿佛燃着一把火——他正在全力准备开始新中国第一部翻译片的创作，片子已经确定为前苏联电影《普通一兵》，但能否让银幕上的老外讲好普通话，袁厂长的心里还真没谱!可就在这个烈日炎炎的夏日里，东北电影制片厂里还有比他这个厂长更心急火燎的人，这个人就是青年演员袁乃晨，小伙子被任命为《普通一兵》的译制导演。压根儿只做过演员的小袁、从没导过电影的小袁、对译制片完全不摸门儿的小袁、手下没人几乎等于“光杆儿司令”的小袁这个急呀！1948年的那个夏天，袁乃晨整日里顶着大太阳四处寻摸适合的配音演员。
　　嘿!事情也巧了。当时电影厂旁边满是荒野。有一天，心情焦急的袁乃晨到那里散步加散心。突然，他听见大喇叭里传来喊声：“某某某，赶紧到大队来领种子，来牵你们家的驴啊!”他先是被这声音吓了一下，接着他就咧起嘴来乐了!这个声音真是不错，浑厚响亮，很适合配音嘛。他就赶紧找到老乡问：“这个喊话的人是谁啊?”老乡说：“是我们村长呀。”袁乃晨径自去找了村长，一进门，就开门见山地说：“你跟我们搞配音去吧!”这个名叫马静图的村长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心说：你谁呀?配音是干啥玩儿意呀?!然而命运的安排，这个原本对电影一窍不通的农民最后还真成了新中国第一支电影译制队伍中的一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