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
——敦煌纪行
戈悟觉

凡事都有个定期
    这次去敦煌搭乘飞机。快是快了，快多了，但恍然若失……
    24年前我来过敦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高钧贤随行。
    从兰州出发，两天奔波在丝绸之路上。戈壁沙漠怎么会有个柔软光滑的“丝绸”名字？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柏林大学校长李希霍芬教授7次来中国旅行考察，是他在三卷本《中国》中给干枯单调的沙途命名“丝绸之路”。（在古代西方人眼里，丝绸是神奇的物品。凯撒大帝在战胜庞培的祝捷宴上身穿丝绸长袍，举座失语，继而欢呼；《旧约全书》称中国是丝人。）2000多年前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此后，这条路1500年来可以说是中国和西方经济、文化、政治交流的唯一通道；敦煌，是丝路的枢纽和交汇点。
    我和高君透过蒙着沙尘的车窗玻璃，在蓝天和莽莽平沙中寻找历史的履迹和驼踪。相望于道的商队，西去的驼背上载负着丝绸、漆器、青花瓷、玫瑰、茶叶、药材。造纸术是被俘的唐代士兵传入阿拉伯，火药是蒙古人西征带走的；我国四大发明有三项从这条路奉献世界。西来的披着霞光的驼队，葡萄、石榴、核桃、大葱、大蒜、黄瓜、乳香、麝香，在木栅笼里不安走动的狮子，在“金丝笼”里难以开屏的孔雀……
    我和高君相识于3个月前在烟台举办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长篇小说笔会。我没有出版过长篇小说，他们说：“明年不就有了。”我说：“好吧。”一句不经意的话，他奉命组稿来了。签约敦煌题材的长篇。高君是北京大学中文系高材生，3年前毕业，对历史对文学都有着新鲜记忆。
    我们比试着，检索着，共享记忆中的拥有。
    佛教，景教，摩尼教，杂技百戏，音乐舞蹈，琵琶、箜篌是波斯乐器，古代中国诸多乐人出身中亚，比如……
    我们背诵“出塞诗”。我们共同的老师林庚教授接连几个课时讲述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何以不是汉月秦关。他旁征博引，在课堂上联想浮翩，深情击节———只有行走在丝路上，身临其境才心领其味。
    《史记》称张骞通西域是“凿空”。非常妥切。
    漫漫长路。看不够，说不够，想不够。我们对书写千年丝路辉煌的中外旅人，怀着深深的敬意。
    高君2002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当代》《中华文学选刊》主编任上去世。终年55岁。经他手出版的有《白鹿原》《尘埃落定》《活动变人形》等名著。
    24年后的今天，离开敦煌的上午，我去和他一起住过的宾馆。宾馆依旧，只不过多了浓浓的绿阴铺地。树上的鸟喧似曾相识。
    “312号有空吗？”
    “有，住几天？”
    “一小时。”
    “我们没有钟点房。”
    我略一迟疑：“好吧，一天。”
    服务员疑惑地瞥我一眼。在登记时我说了几句她不会感兴趣的我和高君的事。
    “算了，我带你上去。你就进去坐一坐，不要使用卫生间。”她将信将疑。她愿意相信。“你记清楚是312？”
    不会错的。从窗口望去，有一条微微颤动的蓝天黄沙相接的地平线，夜晚闪耀幽幽的萤光。高君消逝在地平线的那一边了。
    站在窗口，我对远方说：“敦煌是我们的眷恋，你再等一等。”
   
千佛洞前伶仃身影
    在机场通往敦煌市区的出租车上，我向司机打听樊锦诗。
    “在啊，前天我还在机场入口处看到她。送一个日本代表团，从安检处进去了。”
    我很意外。论年龄，她早该退休了，早该回南方了。
    第二天我们去莫高窟。先去敦煌研究院。她果真仍是院长。不巧，昨天去北京领奖去了。她名列新中国60年百名感动中国的人物。
    秘书小张拨通她的电话。
    “祝贺你呀！”我由衷地说。
    “开玩笑，评我干什么呀。”正是她。朴实直白。少了点兴奋，略带疲惫。南方口音的普通话，“听说你调浙江了，你是名人，到哪里都一样……”
    我们好像昨天刚见过面。
    上一次见面是在23年前。1986年10月，我和她邂逅北京一个接待公派出国回国人员的宾馆大厅。“怎么是你？”我们几乎同时说。第二天我要去欧洲参加世界作家大会，她要去印度访问。
    虽然同在异乡，但我有东道主的感觉。
    “走，吃饭去。在敦煌都是你请我。”
    “什么呀，小卖部买的罐头。”
    倒是真的。不过她很尽心，到我住的招待所，一提就是一网兜罐头。我到她宿舍，她也是拿几个罐头放在桌子上，问：“开哪个？”
    我们那天都吃过晚饭，又都不习惯吃夜宵。她随我来就是，就近一家小饭馆，一瓶啤酒，几碟小菜也不比罐头强。千里相遇，尽意尽兴。淡淡的，浓浓的。
    我和她在北大并不认识。她是历史系考古专业，晚我进校。那天，我和高钧贤来到研究院接待组。组长小赵拿不准出版社介绍过来的作家，应该是一般游客还是专家学者的参观待遇。我们争取看那几个特窟，一再说是樊院长的校友。正在套近乎，小赵说：“你看，她来了。”
    我们尴尬了一下。门口出现身材瘦小、比实际年龄显老的她。穿紫红开襟粗线毛衣。她看过介绍信，说：“欢迎欢迎。住几天呀？”
    我说：“高编辑陪我来，几天就回北京。我要看情况再定。”
    “我带你们去招待所。食堂快关门了，一过时间，只能到小卖部买饼干吃。”她边说边走。不热情，也不冷淡。
    她就是久仰的“敦煌女儿”。上海人，小时得过小儿麻痹症，身体羸弱，实习时晕倒在洞窟里，而毕业后执意要来。丈夫远在武汉，带一个儿子生活，一个儿子放在上海姐姐家。她孤身一人已在大漠生活工作了二十多年。
    “我过去跟门卫说。天冷了，游人不多，会记住你们。下午就去吗？”
    “去，去。”我和高君已迫不及待。
    “下午开会，我不能陪你们。小赵陪你们，她也是北大的，来敦煌才一年。”
    我在敦煌住了十多天。
    她每天都来招待所看我。每次来，脖子上挂一个汽车前灯那样大的黄色手电筒，手上拿一大串叮叮当当响着的钥匙环。白天来，陪我看洞，随我所欲，她如数家珍。我参观过的洞窟不下200个。她没空，就安排我采访研究院的专家、有关人员，或者去图书室查阅资料。晚上是我和她的时间。
    我们无话不谈，谈不完的话题。
    她任副院长才一年。在人才济济的研究院，她资历太短，不少人40年代就来了。她对人情世故所知甚少，又缺乏行政工作历练。这些倒也罢了，最让她困惑的是研究院的发展方向。第一任院长是画家，时任院长也是画家，研究院的人员大多来自美院艺专，重临摹壁画。不能再让“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状况延续下去；要改变观念，打开大门与国际合作，敦煌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宗教画不是宣扬封建迷信……
    别后，我始终关注敦煌，注视和分享樊锦诗迈出的每一步。她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完成了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她撰写《敦煌石窟研究百年回顾与瞻望》，主编26卷大型丛书《敦煌石窟全集》。1998年她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以后，带领科研人员在石窟遗址的科学保护、科学管理上走出自己的路，她最早提出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壁画、彩塑永久保存的设想。研究院和日本、美国等国际机构开展项目合作研究，开创了中国文物保护领域国际合作的先河……
    从遥远的敦煌传来信息，都会使我想起我们分手时刻的场景———
    初冬温暖的阳光。她送我上公交车。一个空阔的广场。我握住她的手说：“再见。”她说：“会再见吗？”又自问自答：“会的，会的。”车子开动了，她的手举在胸前，不停地摆动。广场上唯有她，一个瘦小的伶仃的身影。她逐渐远去了。千佛洞似是矗立在大漠上古老的一页五线谱曲，这个响彻天地的华彩乐章里，她是五线谱上的一个醒目音符。
    可惜，2009年秋天我们失之交臂。只有手机里的声音。我马上听出是她，她马上听出是我。世间有些人和事是可以记忆一辈子的。

别对平民的无知呵斥
    我来莫高窟的第一眼，不由自主寻找三危山。三危山静静屹立，一脸平和相迎。
    三危山，“三峰耸峙，其势欲坠，故名。”古代典籍如《尚书·舜典》、《孟子·万章上》都有提及。最近的故事发生在1600多年前。
    公元366年，乐和尚云游到这里。傍晚，他突然看到三危山顶峰金光烈烈炎炎，似有千佛跃动。他慌忙下跪，面对三危山起誓发愿：要在对面沙砾岩上开凿佛窟。他开凿了千佛洞第一窟。
    三危山见证人间沧桑，见证莫高窟每一个佛窟的诞生。莫高窟繁荣在隋唐，元之后衰败，几百年被人遗忘在大漠。创作壁画、雕塑艺术的丹青高手，没有留下名字，千年守护人也只是一代一代无声息地更迭。唯一让我们记住名字和使莫高窟引世人注目、大放异彩的道士王圆箓，却是毁誉交加。
　　王圆箓墓塔在莫高窟前。24年前是白色葫芦形，现在修葺一新，泥土黄，宝瓶状。塔身嵌一块早先弟子供奉的黑色石碑，上书：“功垂百世。”
　　功垂百世？这怎么是一个问题？
    王圆箓大约出生在1850年，湖北麻城人，从农村逃荒流落西北，在肃州（今酒泉）当过兵，退役后出家。大约1897年来敦煌，大约1899年来千佛洞———我用了这么多不确定词，因为他原本只是寂寂无名的一介游民。1931年去世，他已很有名气了。他的出名（因此含垢忍辱，晚年发疯，绝食而逝）是由于发现藏经洞，从此诞生了人类文化史上的一门显学：敦煌学。
　　历史不会因为发现的“纯属偶然”而抹杀他。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大事件都是由偶然开启，连我们每个个体都来自生命进化链上的无数个偶然。（丘吉尔说，历史是由一个又一个活见鬼的事件组成）藏经洞的发现有多种版本，据我的访问和查阅资料，下面的说法比较可信：1900年6月22日（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王圆箓在三层楼石窟（今17窟）清除洞内流沙。休息时抽烟。西北人手卷的土烟有如雪茄容易熄灭，点烟常用香火头；他把一支香火插入墙上缝隙，发觉壁画后面是空的。出于好奇拆下砖块，露出藏经洞。据记载：“洞内仿佛有光。”
　　经过就是这样，偶然而简单。偶然方才真实，简单方才可信。
　　王道士粗识字，他连自己的名字是圆箓还是园禄都稀里糊涂，更不用说认识经卷的价值。不过，他这位方外之人倒也明白方内规矩，及时向官府作了报告。时任敦煌县令严择不予理睬。他又向甘肃道台兼兵备使廷栋送去一箱经卷，廷栋认为经卷古是古，但上面的字没有他写得好，不当回事。王道士连顿赏饭都没吃上。一个平民拜见长官的勇气、责任和耐心也就到此了，很不错了。1902年，进士出身的汪宗翰出任县令，他看到希望又送上经卷，受到称道，又呈送清代著名金石学家、甘肃学政（省教育厅长）叶昌炽。但是依然没有下文。他们的态度明白无疑地告诉他：发黄的旧纸片不值钱，不过是庸常东西，别把它当回事，你看着办好了。不过他还是等待。他每年冬夏外出云游化缘。夏天沙漠的温度高达五六十度，冬天大泉河冰冻三尺。千佛洞还时时受土匪、地痞滋扰。年复一年，他就这样守望着，维护着，讨要着，建设着。
　　藏经洞里，不见中国官员、学者，外国的探险家、学者却络绎不绝……
    1906年4月，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来了。矮个子，粗壮，戴大礼帽，穿短大衣。来头很大，持清廷护照，“大英国总理教育大臣司代诺”，马车上插着“印度教育大臣甘肃新疆考察”小黄旗，官府派员陪同，当他驻军护卫。王道士化缘归来，斯坦因已面对藏经洞的铁锁等候两个月。斯坦因眼中的王道士：“一身兼有宗教的热情、愚昧的天真以及对自己的目标能够采用聪明手段并坚定不移的人。”王道士警惕着，换下藏经洞的木门用砖砌死。最终，斯坦因找到打开他心扉的钥匙：玄奘。王道士非常崇拜玄奘。斯坦因说自己从印度追随玄奘的足迹而来，当年玄奘印度取经，现在他要“请走”一些经卷回印度。他以极不公平的200两银子“布施功德”得手。上万件经卷得到敦煌县长同意运走，后分藏于大英博物馆、图书馆。
    1908年2月25日，时年30岁的法国远东大学教授伯希和来到敦煌。他精通汉文，精通中国历史，会13种语言文字。他以渊博的知识让王道士折服。从一个大胡子、蓝眼睛的嘴里流利地说出他听得懂的话，王道士目瞪口呆。伯希和以500两银子买下5000件写本和绢画。在去年法国出版的《伯希和旅途笔记：1906-1908》中，他写道：“真奇怪，这里有如此大量的历史文献，却没有任何中国学者来探一探。”他在1908年4月26日给朋友塞纳的信中写道：“那些中国人没有对王道士的发现产生太多的兴趣，没有说什么反对出让给我们的话。”
    伯希和是真正的学者。他在运送敦煌遗书回法国的途中，日以继夜抄写经卷中最重要的文本，以防这些记录人类文明的文献遭受不测。他购买的经卷全部交给法国博物馆。第二年，他携带多件卷子到北京宣示、演讲，这才引起罗振玉等学者的注意，奔走呼吁清廷将这些经卷收归国有。
    终于，学部电令陕甘总督悉数购买剩余卷子，拨库银6000两。拨款被敦煌县府截留。王道士请人书写《催募经款草丹》，最终只得银子300两。向北京运送10000多件卷子，沿途日晒风吹雨淋，官员变卖私分偷盗，交到京师图书馆只剩8000余件，其中有的是一分为二，一拆为三以充数。有记载，经卷丢失将近一半。
    敦煌遗书流失国外，责任在清廷的腐败和官员的昏蒙。中国有良知的有识之士，也多有自责。叶昌炽在《缘督庐日记》中写道：“当时僧俗皆不知贵重，各人分取……中国守土之吏，熟视无睹。鄙人行部至酒泉，虽未出嘉峪关，相距不过千里，已闻其室发现事，亦得画像两轴、写经五卷，而竟不能罄其宝藏，轩奉使之为何!愧疚不暇而敢责人哉!”
    所幸，经卷在英法等博物馆、图书馆整理保存完好，或已出版，全世界学者皆可检阅。东西在，意义和价值就在——一切都在。
    不足4平方米的藏经洞光芒万丈。藏经洞的发现如日月经天。
    王圆箓在千佛洞供奉、劳作30多年，募化（包括出卖经卷）银子20万两，用作清除石窟流沙和维修栈道，改建三层楼洞窟，修建太清宫，参与重建五层楼保护大佛。还在1910年把千佛洞中残损的佛像收集，建“千像塔”保存。他去世时无分文私产。为给他刻碑建塔，县府广泛征求各界社会名流意见，获“一致同意”。
    我很感动“一致同意”。王圆箓无疑不是完人———我们谁是完人？对无权、无势、无钱、无知的平头百姓，施以语言暴力、人身凌辱、道德律令，并不勇敢更无正义。
    在土黄的宝瓶塔前，我举手。有我今天一票。
   
飞天只为飞向蓝天
    莫高窟，我又来了。
    24年，对千佛洞只不过如佛说的“刹那”，然而对于一个人，百年人生的四分之一。难怪三毛在洞窟里突然要哭，她面对不朽的艺术伤感自己的渺小和生命的短暂；而写过《敦煌》和一系列中国西域小说的日本大作家井上靖，则跪在莫高窟牌楼前顶礼膜拜。他写道：“小说的舞台都已埋在流沙之中，但是月光、沙尘、干涸的河道以及流沙，都不禁使人想到，或许自古以来它们就是这个样子吧。每天晚上，在呼号的风声里，我睡得难以名状的安宁。这只有在年轻时倾注了热情的小说的舞台之处才能有的安宁的睡眠。”这是井上靖以小说作品超越个体生命的体验。
    我寻找记忆。
    跟随导游，走进一个又一个艺术圣殿。熟悉又陌生———色彩，线条，图案，人物，场景，佛教故事……
    中国、印度、希腊和伊斯兰这世界四大文化体系在这里汇流，世界唯一……
    我忽然明白，在历史和艺术面前，记忆不是重复，记忆是重新发现。
    而此刻，是飞天。一种情不自禁的震悚。
    飞天最常见了。小时候在火柴盒、香皂包装纸上见过，还成了农村妇女的发夹、白酒的商标，日用品简陋的摹制使飞天失去魅力。上回来千佛洞，投过不经心的一瞥：我知道，这里是飞天的故乡。
    故乡是什么呢？今天我问自己。
    故乡是诞生地，故乡是延绵隽永，生生不息，故乡是走向四方的原点。千佛洞有4500身飞天，在270多个洞窟里有飞天。飞天几乎和千佛洞同岁。全身赤裸、湛蓝飘带的北魏飞天，已飞翔了1600年。飞天在岁月的飞翔中变幻身姿服饰，早期且歌且舞，形象雅拙；中期潇洒飘逸，清秀的肢体在蓝天纵情放飞；中唐之后似是发福的身形，雍容端娴，凭借云气飞浮。
    天衣飘飞，满壁生风。
　　飞天梵名犍达婆，又名天歌神、香音神，是歌舞、散花的美丽天使。西方宗教画中的天使为了飞翔要长一双翅膀，我才惊诧在万里晴空下生活的大西北艺术家的想象力无与伦比。当今高楼林立的城市，一小块灰蒙蒙的天空，我们太需要飞天来涤荡心智，开阔胸襟。
    从艺术殿堂出来，蓦地觉得三危山上、苍穹下翱翔着一队队一行行丝带飘动的飞天。她们在播种美好，播种吉祥，她们手拈鲜花撒向人间。
    飞天不是为洞窟而生。洞窟关不住自由自在活泼泼的飞天。她们从远古飞来，飞向未来；她们从洞窟飞出，带着中国人的祝愿飞向世界。
    坐在莫高窟前的石凳上，注视来来往往的游人，突然感到和他们非常亲近。我心中升起一股强烈的欲望，我要对他们每一个人说：我们千里万里朝拜中华民族伟大的艺术宝库，你看懂了吗？你领悟了吗？也许你只是假装欣赏，假意赞美，这不重要；因为你来了，我向你致敬。

责任编辑   师力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