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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付云:北京与《北京文学》的温暖记忆

(2010-05-24 10:3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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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与《北京文学》的温暖记忆
刘付云


  2002年5月9日,是我和妻子第一次到达北京的难忘日子。当我们俩坐上9路公共汽车到达金台路,再转702路公共汽车风尘仆仆地赶到花家地南湖渠的一幢房子时,已是下午2点,站在门口等我的北京朋友王彦福,已为我们俩找好了一间平房。当他领着我们俩进到房子放下行李,费了一会儿工夫安顿好后,小王请我们俩去了一家大西北饭店,为我们俩接风。饭店窗外嫩绿绿的杨树叶,一片一片地在傍晚金色阳光的照耀下,迎风闪亮地晃动着,那些像棉花一样飘扬的白色杨絮,飘满头顶的上空,远看白色一片,它们在行人的眼前缓慢地移动着,宛若雪花一样轻轻落下。路边的一棵棵槐树,开满了淡黄色的花,虽没有南方油菜花的金黄,但在这个万物竞绿的季节,无疑是一种美丽的风景,让初来乍到的我,观赏到了北京别有一番风情的景象。
  那时,我在北京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做办公耗材销售经理。职业的需要,我每天像一辆汽车一样在这城市的道路上飞奔着。有时,为了完成当月的销售任务,我不得不拼命地跑,联系大卖场,开拓客户。这种工作,练就了我吃苦耐劳的品质,扩大了我的视野,愈发加深了我对北京的认识,也写下了不少文章和诗歌。
  那时,南湖市场有一位驼背的阿婆,她看上去有七十多岁了,我经常看见她为生活而忙碌、操心、奔波,所以我对她的印象特别深刻。由于我下班经常路经这个南湖市场买菜,买日常用品,听过不少档主提起这个阿婆。从档主的谈话中,我知道这位阿婆的人生隐藏着很多生活的辛酸,亲情的冷漠。每次经过南湖市场,很多人和风景都会吸引我的眼球,譬如穿着时髦的青春少女,打扮花里胡哨的前卫少年,穿金戴银的少妇,西装革履的有钱人;但唯有这个阿婆最让我感动,最让我打量。我曾有过一段时间,想深入她的生活和内心,想通过想象和构思,把她酝酿成一篇中篇小说,可一直没有动笔,因为工作太忙了。
  不过,我为她写下了一首《在市场》的诗:年近70岁的阿婆/挑着一大箩筐的番薯/沿着市场边缘叫卖/肩上的竹扁担如弓弯曲/更像她驼背的腰/那沉重的压力/仿佛要把她压倒地下/在她卸下担子/给顾客称着番薯时/我松了一口气/当一群城管走来/她如惊弓之鸟般/忽地挑起担子/动作不逊于那些年轻身手敏捷的小贩/他们奔命着闪进了平房的小巷里/仿佛一阵风没了踪影/而她驼背的身影/却植进了我的记忆里/像凝结的冰块一样/怎么也搬不掉。
  写下这首诗时,我曾经一次又一次地流过眼泪,因为她生存确实太不容易了。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还要出来做街头小贩,像年轻力壮的小贩那样早起晚归,像他们那样机警地躲避着城管和市场管理人员的驱逐,像他们那样使出最大的力气向客人吆喝,付出最多的汗水,才能赚得能够解决生活费用的微薄利润。这个阿婆,在南湖市场的外围一年四季贩卖着不同品种的蔬菜———番薯、洋芋、土豆,玉米、水果、山草药……
  在一个下午,我路过望京医院的一个报刊亭,翻阅着报刊时,一本封面正统的《北京文学》引起了我的注意,随手翻了几页,看见刊有几个我熟悉的作家的作品,觉得这本杂志办得不错,于是,我便把它买了下来。拿回家研读了一下,发现所发的诗歌都是“有血有肉”的作品,有些作品读了觉得挺像打工诗歌,写出了漂泊人的心灵史。于是,我试着把这首《在市场》的诗稿投给了《北京文学》。
  没想到,一个月后,就在我渐渐淡忘了投稿的事情时,《北京文学》的白连春给我打了电话,自我介绍了几句后,说我这首诗用不了,要不要给我退回来?我在电话里激动地说,不用不用。毕竟在那个年头有编辑给作者退稿的现象是非常少见的了,即使采用了,编辑没通知作者的现象也很普遍呢。由于初次通电话有陌生感,我和白连春都说不出更多的话,只好在白连春说着以后多多来稿的话语中挂掉了电话。
  这以后,我喜欢上了《北京文学》,喜欢上了这个叫白连春的编辑,渐渐地向他投稿的次数多了起来,自然和他也就熟悉了起来。记得我第一次去前门大街的《北京文学》编辑部探望他的那天,我敲门进去时,便问,谁是白连春?令我难以置信的是,这个像极了农民又土得掉渣的白连春,让我怎么也想象不到他是一个编辑,并且还是一个著名的诗人、小说家。当他热情伸出手和我握手的时候,我才打消了猜疑,从愕然中回过神来。和他见了这一次面后,觉得他是一个可交的朋友,也是一个称职的编辑。这以后,我写了诗稿都爱投给他,请他提点意见。
  在白连春的鼓励和修改下,我的诗歌第一次上了2003年第2期的《北京文学》,这是我第一次在省级纯文学杂志发稿,所以,我创作的信心愈来愈强了。那时候,我一有空,就往他位于丰台区新发地的家跑,向他当面讨教,与他讨论作品,探讨别人的作品好在哪里。正是有了白连春的引路,我在创作道路上越走越宽敞,相继在《诗刊》《青年文学》《星星》诗刊、《中国中学生报》等国家级报刊发表了作品。之后的这几年来,我在《北京文学》发表过好多次稿,算是老作者了。尽管白连春2008年后回了泸州治病、养病,在江阳区文化馆写作,简单地生活,但我偶尔给白连春打个电话什么的问候一下。
  当然,我没有因为白连春不在《北京文学》做编辑,就冷却了对《北京文学》的投稿热情;更让我感动的是,《北京文学》一如既往地关注着我的稿件,比如师力斌老师,我与他从未谋过面,也未通过电话,我自然投稿,他也热心地修改选发过我的诗歌。
  光阴似箭,到了2007年10月,这座北京城我整整生活了5年多,这里留下了我的梦想与足印,留下了我对它深深的感情,留下了我对它明天的美好向往。如果不是我的小孩和妻子不适应北京的气候,我想我会在北京长期生活的。
  2007年国庆节回广州的前一天,我特意去了《北京文学》编辑部,向白连春和其他编辑告别。下班时,白连春说我们一起走走吧,他想和我去报摊看看他在《十月》发表的一组诗《大地开始的地方》,因为样刊他没有收到。我们走过了前门大街,沿着南新华街一路向南慢慢走着,说着一些保重的话。白连春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其间,我们问了几家报摊的老板,他们都说当期的杂志卖完了。停停走走了半个多小时后,来到了售卖报刊品种最多的永安路邮局。我们找遍了书架上的杂志,都没找到当期的《十月》,我们只好在此分别了。看着白连春的背影消失在热闹的街道上时,我的双眼不停地打转湿润着,在北京,他是我遇到的最好的一个编辑了。
  如今,静静生活在广州从化这座小城的我,时时想起北京,不知那个阿婆现在怎样了?想起《北京文学》和白连春的点点滴滴。每次遥望远方的北京方向时,那过去的美好,那《北京文学》编辑部的办公场景仍历历在目,且温暖着我南方的记忆。《北京文学》不仅仅是我文学和梦想扬帆的地方,也在我的人生旅程里留下了最为丰富的记忆。

 

责任编辑   王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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