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青松
42岁，199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编剧专业。
就职于中国电影家协会影视创作中心。

那是最容易让人回忆起来的年代

我1999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学的是编剧专业。印象中毕业的时候和老师吃了顿饭，挺热闹的，但没有像别的毕业生那样痛哭流涕，好像我们都很成熟。我们那时候已经不包分配了，好在之前我是从单位来上学的，就业压力对我来说几乎没有，反正不行就继续回去放电影呗。其他同学压力不小，但回过头来看，那时候的压力比起现在来并不很大。毕业后，我的第一部电影《晚安，重庆》开拍了，其实早在毕业前，本子就被制片人要去了，所以说基本心里有点谱，不至于一毕业就向家里要钱。稿费在当时是很可观的，那一部电影让我有了继续走下去的信心。一转眼，毕业12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啊，当初一起的哥们儿现在也很少联系了，很想念他们。特别想在今年举行一次聚会，一起回忆下当年的情景。中年了，回忆也多了起来，其实在人的一生中能有多少次大学毕业？不就一个嘛，那是最容易让人回忆起来的年代。
现在各种媒体，包括网络、报纸什么的，都把就业压力说得很吓人，其实放好心态，轻松地去面对社会，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要对即将毕业的大学生说的是：不要怕，走好每一步，千万不要好高骛远，好高骛远的结果是落到大地上，摔得很疼，但是你还得从头做起。

潇月
29岁，2003年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
现央视晚会导演。

大学时，我们都还是孩子

记得我在传媒大学读书期间，很多前几届的毕业生都回到地方台做幕前主持人。有一个同学早期就去央视一套新闻实习，她每月都要炫耀自己实习期间的工资。我们很羡慕和崇拜，所以我们每天都喜欢围着她转，她就像我们的偶像和老大一样。而后来，有一次无意中看见她的家人才知道，原来她的钱全部都是家里寄来的，实习期间的高昂工资也纯粹是编出来的。尔后，她毫无疑问地从众人崇拜的偶像变成了大家厌恶的“呕象”。后来，每次想起这件事来，都会觉得非常有趣。因为其实，大学时，我们都还是孩子，不会因为步入成年就会从根本上变成熟。而毕业的时候，也对工作后的压力没有全面地估计，也许这是80后的通病吧。当时就觉得即使没有工作也无所谓，随便找个公司打工就是了，至于苦和累，更没有过多地去考虑过。
离开大学已经多年，我最深的感触就是，大学期间所有的文化和知识是基础，是离开大学后工作和奋斗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很多工作和事业，常常会因文化和知识的匮乏而一筹莫展。竞争是非常残酷的，它不会因为你稍微有点纰漏而原谅你，更不会因为你在大学没有好好学习而勉强接纳你。所以，希望在校学习期间不要总是对社会和工作抱有无限幻想，好好学习才能有所事事！

冯军
41岁，1992年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
现北京华旗资讯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毕业是苦日子的终结
我是1992年毕业的。在毕业之前，深夜和同学跑到阳台上看星星，聊到哪个同学创业成功了，心里很感慨。于是，想要自己创业的那颗种子也就萌发了。毕业的时候，毕业设计一提交完，觉得熬过头了，心一下子就放松了下来，想好好睡一觉，没想到这一睡竟睡了两天。所以说，毕业是苦日子的终结。都说创业苦，其实在当学生的时候是最苦的。我是学土木专业的，那时候分配到了北京建筑工程总公司，但是我只上了半个小时的班。当时的领导说，他们很器重我，要重点培养，所以要把我派到马来西亚工作。我觉得他说的很不实际，马来西亚人生地不熟的，我才不去呢，所以一共用了半个小时，我就和这第一份工作拜拜了。当时家里对我的这个冲动之举非常不满意，毕竟是国家分配的工作，而且是那么牛的大公司。但是我脾气很倔，说服父母后就跑中关村干电子了，这是我创业的第一步。
又到毕业的季节了，我想对即将毕业的大学生说，不管你干什么工作，“价值”二字是要放在心上的。不论你做公务员也好，还是教师、警察或者公司职员，都要时刻把自己的价值观放在第一位。哪怕你是个小小的社区主任，也要体现出你的价值。另外，不要把社会想象得那么险恶，其实创业是件很好玩的事情。前面说了，创业虽然苦，但比起大学生活来，还是比较有意思的。真诚希望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们，进入社会后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价值，这才是一个人一辈子最不后悔的事情。

宏亮
38岁，1997年毕业于昆明陆军学院，现电视台主持人。

最单纯而又美丽的时光
又到了毕业的季节，今天的校园依旧会有人唱起毕业歌吧？只是我们的版本各异，父辈们的经典是：电影《桃李劫》的主题歌，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那首，它表达的是一代青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激情，而我那个年代的毕业歌则是达斯汀•霍夫曼主演的影片《毕业生》的插曲，清新的民谣风在我们那个时代风靡一时。后来，当有一天，街上响起了朴树的《那些花儿》时，我立刻就喜欢上了它，它让我想起了白衬衣牛仔裤、想起了单车和吉他…….这首充满了离别哀愁的毕业之歌，居然也会让很多离开校园的老人也惆怅满腹，看来学生时代是被铭刻在生命里最单纯而又美丽的时光。那里有最懵懂的爱情和最青涩的记忆：席慕容的诗句和老歌的手抄本，还有临别的那些留言……
偶尔，当年的同学还会在一起聚一聚，只是人数一次比一次少，而聊来聊去聊到最后，总会想念起当时的那些岁月还有那些人。
总是容易忘掉，忘掉很多事。忘掉自己的和好朋友的生日、忘掉很多城市的电话号码、忘掉邮箱和银行卡的密码、忘掉了为什么要开始、为什么要承受、为什么要经历。但是，青春时期的旋律，却会使你心里的声音轰然作响，会把生命里的所有沉寂变成生动的倾诉，这是非常可怕又是非常幸福的一种感受——就好像是一条旧街里的童年，或者是故乡和初恋，所有的温馨和向往夹杂一起，它们都在那儿闪着光、摇曳着……

于丹
45岁，1982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2007年在《百家讲坛》讲述《论语》，
著作有《论语心得》、《庄子心得》等。

内心的梦想早已开始膨胀
我小的时候，除了作文外，各门功课都很“蔑视”我。后来我跟一个朋友说，我从小数学就没学好，他正色地说：纠正你一个错误，你是连算数都没学好，你还没学到数学呢！所以说，人如果有超乎常人好的地方，一定有超乎常人差的地方。
大学生活我没觉得多平淡，或多精彩，反正就是研究自己喜欢的文科。对于毕业后找工作的事，我在大学里非常焦虑。我24岁硕士毕业，这是我第一次跨出校门，因为我本科毕业后没有工作，我只能继续念下去。我是从4岁开始读《论语》，6岁上小学，到24岁毕业后，我持续接受了18年的教育。等到我硕士毕业时内心的梦想早已开始膨胀，那时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精彩的、意气风发的，并且带着宏图伟愿的。那年，我们9个应届硕士生被分到了艺术研究院的印刷厂，在北京的南郊一个叫柳村的地方。这就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到了那个厂以后，我们几个女孩负责擦地上的油墨，男孩扔纸毛子。现在回头想想，柳村的经历就等于我念了博士，收获很多。我的第一本书是在柳村写的。我们一帮同学写了一本跟柳村完全不搭界的书，叫《东方闲情》，讲的是中国文化中的东西，比如下棋、赏画、品茶、听戏、古玩、金石篆刻等。柳村的经历让我学会了平常心，让我知道，不管你是求职、就业，还是任何人际交往，这个世界上不给你什么都是应该的，那是本分。但一旦给你，那就是情分。所以，我觉得，你心中的梦想并不会因为一个简单的现实而被彻底地泯灭，最关键的是梦想能不能为你带来行动的力量。
我希望现在所有面对就业的年轻人，有一天都能够大鹏展翅。现在这个时候，是我们把自己从小鱼养成大鱼的时候，如果我们只让自己成为一个小鱼，是变不成大鹏的。当机遇来临的那天，能否把握得住它，就要看你把自己养的是大还是小了。而养鱼不仅仅在学校，也在整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