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了中国传媒大学校报的一篇文章。。。

“老农”耕耘的两个十七年——黄升民教授的学术和实践
作者：陈素白

母校对我而言，无法仰望，也不用仰望，只能平视，因为一花一草一砖一木，在斑驳的汗迹之中可以看到我们劳作的痕记。它不是那种温文尔雅的象牙宝塔，倒像生机勃勃的搏杀坛场。
留学的4年时间，是一个培养学术思想和塑造独立人格非常重要的时期。
对于人生，金钱和时间都是“稀缺资源”，金钱可以通过某种努力得到，但时间是过一分少一分。做教师，收入可能不算高，但拥有时间资源。
好多事情，就是要趁着年轻去做，做了再说。

    现任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院长的黄升民教授十七岁开始投身新闻界，做过报社记者、电视编辑，而后担当杂志总编，总共十七年；他三十五岁返回大学，从1991年到现在，正好也是十七年。两个十七年，合成黄升民的人生两面：学术与实践。

    第一个十七年，
    源流寻根，塑造独立人格

    学术风骨是人格特质的彰显，探寻一位学者学术理路的源流，必然与其人生的丰富经历密不可分。1955年出生的黄升民，同很多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一样，经历了国家的动荡和个人命运的周折起伏，也正是这样的历练中，塑造了其独立的人格。
    1972年夏天，高中毕业的黄升民经过重重考核进入到《广州日报》担任文字记者。后来，黄升民在《媒介》杂志的“升民视点”中这样回忆道：“1972年的《广州日报》刚刚复刊，社长是老八路出身的林里。他对新闻事业有很多独特的看法，其中两点我记忆犹新。第一点，最好的新闻系不在大学而在报社，所以，他亲自选拔高中生，用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进行培养；第二点，他认为报社就是一个家庭，进入报社的年轻人，大抵都要经过不同部门的轮训。1972年，有15名高中生被《广州日报》选中，我为其中一位。我们先到厨房、铸字车间、排字车间工作，然后，再到校对部和发行部。在发行部的工作就是天天拨电话，‘喂，我是《广州日报》，按照市委文件规定，这份报纸要订阅到班组，你们订了吗？’一个星期下来，大家十指通红，喉咙沙哑。那时的广州报业，《南方日报》一报独大，《广州日报》复刊之初，发行量仅有一两万。”
    用黄升民自己的语言概括他当时的人生状态就是“在边缘游走，不追求卓越”。在《广州日报》工作的6个年头，也是黄升民从17岁到23岁的年龄跨度，这是任何一个人最弥足可贵的青春。在这段时间里，恰逢中国政治环境的风雨激荡，身边的一切，让黄升民第一次开始用怀疑的眼光去看待和思考一切，大量阅读积累自身的文化素养。当时报社的图书馆老同志给黄升民一个小小的特权，可以晚上悄悄躲进图书馆看书，黄升民后来在自己博客上回忆道：“每到郭永华（图书馆馆员）晚上值班，我就溜进书库。当时的书库没有开放，积满灰尘，我在两个书架中间摆一张凳子，再把电灯放得很低，随意从书架拿出书，吹掉灰尘，瞎看。第一本书是杨绛翻译的西班牙小说，叫《小赖子》，接着是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再接着是马克吐温的《汤姆沙耶历险记》。书一本一本地看，有政治、有经济也有历史，最多的是文学，我也逐步进入了文学的殿堂。在情绪上、文风上对我影响最深的是屠格列夫。”
    1978年，中国恢复高考，作为文革后的第一届高考考生，黄升民被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采专业录取。选择北广或许就是黄升民人生道路上一个非常偶然的决定。就在广院五十年校庆的时候，黄升民如此回忆道：
    “那是一个乱糟糟的时代，有名的大学就那么几个。我当时第一志愿是报考吉林大学，因为我准备学习日语，手边的《日语读本》就是吉林大学编辑的。我一家人吓坏了，纷纷劝我改变志愿。我还出奇的倔，不改。后来父亲不知道从哪弄来一个叔叔，奇瘦，一问，胃割去了一半，再问，广东人在吉林生活，没有大米吃，只有‘大馇子’高粱米），把胃吃坏了。我一听，改变想法了，同意了当时在清华的大哥的意见，找一个北京的学校报。于是，从招生表上找到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编采比较对口，于是就填了。　     坦率地说，1978年初到广院时，开始的感觉并不怎么样，校园小小的，在加上‘梆子井’冷僻的名字，觉得有点怪异。第一次从南方到广院报到，给家人的书信就是这样写的，‘几栋简陋的灰搂孤独地座落在枯叶稀疏的核桃林中，与我呆过的中学相去甚远。’”
    如今德高望重的曹璐教授正是当年黄升民的班主任。黄升民曾感怀过：“我怀念这里的老师，也怀念共同生活过的同学，但是，对于广院，淡淡的，没有别人那种刻骨铭心的感情。这种淡淡的感情一直伴随我经历种种社会工作和漂洋过海自费留学，直到八年后又重回广院……母校对我而言，无法仰望，也不用仰望，只能平视，因为一花一草一砖一木，在斑驳的汗迹之中可以看到我们劳作的痕记。它不是那种温文尔雅的象牙宝塔，倒像生机勃勃的搏杀坛场。”  大学四年给黄升民留下许多深刻的记忆，个人的、集体的、生活的、政治的。关于学术研究，大学三年级时举办的一次新闻学理论研讨会令黄升民念念不忘。在这个研讨会上，他撰文发表了题为“中国新闻业的挑战与应战”的论文，算是他对六年报纸生涯的一个思想整理。对于当时的这场学生研讨会和黄升民的论文，大学内部存在严重分歧，幸亏班主任曹璐的保护，他才没有受到太多负面影响。大学毕业前夕，有教授希望黄升民报考研究生，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婉拒了，而选择留在北京。
    1982年夏，黄升民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进入中央电视台工作，担任《祖国各地》的编辑。编了一两个片子之后，他进入大型文献纪录片《唐蕃古道》剧组，顺着当年文成公主进藏的道路，从西安拍摄到拉萨。
    言及这段生活，黄升民不无得意。因为这是他所憧憬的一线生活，“1983年开始实地考察青海，1984年和1985年基本就在青海拍摄外景，草原发绿上高原，草原泛黄回北京，过着半野蛮人的生活”。的确，在《唐蕃古道》的片子里，有一段记录黄升民的镜头：他和一位音乐编辑在青海黄河古渡口使用牛皮口袋过黄河。“还有一个镜头没有录下，在青海玉树的扎营帐篷后面，我使用两个喷灯，把水烧热洗澡，对于广东人来说，洗澡和吃饭同样重要”。
    当编辑，拍大片，逐步在专业道路迈进，这本来就是黄升民的理想，然而，这个理想在青海高原实现了，也在青海高原遭遇挫折。当时的《唐蕃古道》是央视和青海电视台的合作，免不了出现磕磕碰碰，黄升民身为责任编辑，往往成为矛盾的焦点。就在他焦头烂额的时候，偶然结识了一批香港朋友，也是那时候他开始真正萌发了出国的冲动。而这种念头一旦产生，就再也压制不住了，用黄升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想走出去看看世界，呼吸呼吸自由的空气”。于是，1986年8月29日，拖着一个硕大的箱子，31岁的黄升民踏上了东漂之路。
    东京的求学，是黄升民后期学术思想形成非常重要的阶段。这一点在他多次接受记者采访的过程中都有反复提到，“留学的4年时间，是一个培养学术思想和塑造独立人格非常重要的时期”。在东京大学和一桥大学，有三个重要方面对他日后的学术思想影响深远：第一，模糊的专业设置。第二，严谨的研究思路。第三，多样的研究方式。
    从1972年到1990年，十七年来，黄升民一直在寻寻觅觅，所得的就是独立人格，独立思想，独立做事。学成归国的黄升民有两个选择，回中央电视台，或者到北京广播学院任教。最后他选择了后者。黄升民有自己的解释，“第一、对于人生，金钱和时间都是‘稀缺资源’，金钱可以通过某种努力得到，但时间是过一分少一分。做教师，收入可能不算高，但拥有时间资源。第二，广告业对于当时的中国，是一门新兴产业，隐含着无限商机。”其实，这个解释的背后还有一点黄升民没有说出来，他想在一个资源相对匮乏的高校环境当中，独立做事。

    第二个十七年，
    抢占高地，引领产业前沿

    在日本东京的留学，塑造了黄升民重视实证、重视数据收集分析的学术思维。如今活跃在广告学院的各个科研团队，如IMI研究所团队、IAI研究所团队、广告主研究所团队、媒介研究所团队、广告史研究团队无一不是从实证开始，一点一滴地积累到今天。
    1991年，黄升民发表了《中国广告的消失和复兴》一文，对中国广告恢复时期的广告市场特点及形成广告市场的原因做了深刻剖析。1993年，在参与国家工商总局培训教材的编写过程中，通过走访各地的广告公司，第一次让黄升民深刻感觉到，广告学必须融入到最活跃的第一线市场去。1994年，黄升民主要负责广告调查、广告策划实务的课程授课。他又一次深刻感受到西方的广告业界与中国实际的国情有着很大差异，我们迫切需要属于自己的一手数据才能真正开展广告学教育。正如黄升民自己所述，“我始终认为：大学广告教育应当从基础的数据开始。对消费者进行分析和把握是现代广告运做的重要基础。与传统广告单纯依靠经验、感觉的做法有很大不同，现代广告注重用科学实证的方法，通过对数据的收集、取舍、提炼，找到广告自身的位置、方向。”
    于是， 1995年，IMI市场信息研究所成立，开始在北京、上海、广州实行年度大规模消费者调查，此后一直致力于中国城市居民消费行为与生活形态的研究工作。现在，IMI每年在全国21个主要城市进行消费者抽样调查，并编辑出版《IMI消费行为与生活形态年鉴》。
    在进行城市消费者大规模数据积累的同时，对于中国企业的研究也逐渐提上日程。在接触长城电脑、清华紫光等企业的过程中，黄升民觉察到中国的企业对于广告学术的确存在着很大的市场需求，这个想法到2000年他第一次带博士生时终于付诸实施。之后在黄升民指导下，他的第一个博士生杜国清开始了企业调研的尝试。2002年创办了广告主研究所，同年创办《广告主》杂志，2005年出版中国第一部广告主蓝皮书。
    广告学院还有一块非常重要的来自媒介研究方面学术团队。就目前的广告学院而言，黄升民的研究团队围绕着媒体产业经营的研究，主要有这几个领域：一是媒体产业的基础研究，从有线数字电视到直播卫星、移动多媒体广播；二是媒体内容产业研究，从电影、动漫到网游以及手机电视；三是区域媒体研究，尤其是集中在地市广电媒体的研究；四是大型的受众数据空建立和受众研究，如有线电视网络的家庭信息平台、手机媒体的个人信息平台等。
    2005年，黄升民和丁俊杰、刘立宾向广告业同仁提议，建立中国广告博物馆。这个建议马上得到各方积极回应，成立了中国广告博物馆的发起人大会，并设立筹建小组。三年当中，随着博物馆的建设步伐加大，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2007年底，北京公交总公司表示，愿意把甘露园电车总站旁边的718文化产业园区中的的一个3500平方米厂房无偿提供建设“中国广告博物馆”。
    其实在 2002年学院成立之初，黄升民就想做一个像样的图书馆。他认为，“大学的标志向来就是图书馆，无论是东方西方，参拜各种名校，正中的庙堂其实就是图书馆，开放的、不断更新的图书馆”。作为学科建设主要领军人的黄升民深深知道，一个学科知识的沉淀、积累和管理体系的搭建都离不开一个储量丰富的知识库，同时这一体系的搭建也是为自己学术寻根的过程。2005年，中国广告博物馆正式启动，从一开始的缺钱、缺人、缺楼，到2008年，3500平方米大楼的获得，中国广告博物馆真的开始向我们招手了。或许一开始谁也不会想到在白纸上描图的博物馆会变成现实，黄升民常常对他的团队说，“我们选择了一种探索性的学术研究道路，需要白手起家寻找研究项目，一点一滴地积蓄本钱，一砖一瓦地建构平台，一手一脚地培育团队，这是一条非常艰辛的道路，没有什么参照物，也不知道歇脚点，其间充满困惑和孤独，所以，放弃的念头常常会在脑海闪现……广告学院的发展靠的就是这种精神，说干就干，边想边干。好多事情，就是要趁着年轻去做，做了再说。”充满激情、又耐得住砥砺，十年磨一剑，需要的是胆识和魄力，在广告学院，这早已成为一种精神。
    作为学者的黄升民同时也是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的大当家，他还身兼数职：中国广告协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委员、国际广告协会中国分会个人会员、中国广告主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部自学考试委员会专家委员、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新闻学与传播学）。在中国的大学，要发展好一个专业，使其不断做大做强，这要求一个学院的院长，除了是一个优秀的学者，也要是一个出色的团队经营者和管理者。从教师到院长，角色的转换，使黄升民更加注重各种资源的有效整合，而这些努力都是为了给来广告学院学习、深造的学子们提供一个更为开放和广阔的平台。
古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黄升民在中国传媒大学这片田间，以“老农”自喻，20年耕耘，辛勤树人，众多弟子虽如流水，穿梭过往，却都留下点滴心声，昭昭可见。黄门弟子曾集体撰文评价过他们的导师，“一般来说，都是老师为学生毕业后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黄老师却是让所有学生走出校门后依然以他为傲的老师。这样的老师不多，需要实力和持续领先的研究水准。学术中国之发展，除规矩体系，更需碰撞、交融，大胆创新。拎起板斧，披荆斩棘者，并非莽夫，较小步踥蹀者，心存大智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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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办的《广告研究》封面人物黄升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