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先祖印象（上）        

         ——中国上古（原始社会）史略

作者/刘燕明

楔  子 远古的回声（10万年以前）

第一章 地理人种分化（10-1万年前）

第二章 高级母系氏族公社社会（新石器时代，约1-0.6万年前）

第三章 城邦文明社会（华夏主要民族形成，约0.6-0.47万年前）

第四章 华夏一统奠基大战（约公元前2698-2678年）

第五章 古国文明大成（约公元前2678～2598年）

第六章 帝孙大善遗圣王国主（约公元前2599～2598年）

第七章 良渚城邦崛起逐鹿中原（帝统中断，约公元前2479～前2221）

第八章 继帝统圣君迭出（文明复兴，前2220～2071年）

第九章 后记几则

附：中国原始社会（上古）年表

    

    约140 亿年前我们所在的宇宙在大爆炸中诞生了，已知时间从0坐标开始运行。经历了漫漫演变，在浩瀚无边的宇宙中形成了众多的星系，在一个被称之为银河系的角落中，约距今60多亿年前，出现了一颗热核聚变火球（恒星），又过了10多亿年，其旁有了一大群小天体，其中较大的八颗是行星，这就是我们所在的太阳系统。离太阳不算太远的第四颗行星叫地球，到大约距今36亿年前其表面出现了最早的生命。随着进化，其表面及生命类型逐渐发生了匪夷所思的变化……。到了6500万年前，地球的植物分化日趋明显，哺乳动物，鸟类，真骨鱼和昆虫则统治了地球，生命类型逐渐接近了现代，开始进入了新生代(Cenozoic Era)。新生代可划分为第三纪和第四纪，前者占据了新生代绝大部分时段，有着剧烈的造山运动；第四纪大约开始于250-300万年前，并延续到现在。

    就目前了解的情况而言，人类祖先的演化脉络是自新生代开始逐渐明晰起来的：逃过了白垩纪大劫的一支食虫类动物进入新生代后，演变成了原始的灵长类，其中一支在第三纪后段进化出了生活在热带森林中的森林古猿（据信是人类与现代类人猿，如大猩猩、黑猩猩、猩猩和长臂猿的共同祖先）。随造山运动的演变延续，不少地区的森林消失，一些被迫到地面活动，成为了具有向人类进化潜能的过渡性古猿（腊玛古猿Ramapithecus，距今约1400万年到800万年之间），主要分布于旧大陆的亚洲以及临近的地区，是人类有争议的可能远祖。到距今大约500万年前在非洲东南部出现了真正的人科生物（南方古猿），他们不仅已基本两足直立行走，并学会了利用工具；其中一支在约260多万年前成为了真正的古人类——能人（Homo habilis，早期猿人），并开创了最早的人类文化——石器时代。

    人类出现与进化以及现代动、植物形成是第四纪的标志性事件之一。第四纪在地质学上分为更新世（持续了约250万年）和全新世（大约从1万年前至今）。更新世有“冰川时代”之谓，已了解到在旧大陆范围内至少出现了4次以上持续了10万年以上大冰期，各冰期期间还有若干亚期。在大范围内冰期和间冰期不断交替的出现，即使在没有冰川的地区，也有潮湿和干旱时期的交替；这对大量生物造成了灭顶之灾，但能人依靠经长期磨砺形成的劳动（制造、使用打制石器工具）能力顽强生存了下来，并在距今200-150万年前，形成了进化程度更高的人种——直立人（Homo erectus，晚期猿人），他们不仅具有了制造更复杂的石器的技巧，并已陆续散布到了亚非欧一些地区。到了更新世后期（约距今40-20万年），人类体质又有了新的飞跃，出现了古人（Paleoanthropus，也称早期智人Archaic Homo sapiens），能取火，制作较精致的旧石器，在旧大陆不少地域均有分布。

    在中国地域，不仅有腊玛古猿的活动遗迹（如云南开远、禄丰腊玛古猿遗址）以及介于古猿与猿人之间的代表（如巫山人），而且也是地球上最早出现人类及其活动的地区之一。已发现的最早直立人化石可追溯到170万年前（元谋人），其后长期活跃在中国大地上，其中晚期的杰出代表就是中国周口店的北京（直立）人，他们已掌握天然火的应用技巧并有了穴居的习惯。中国的直立人也是与我们有较明确直接关系的祖先之一，其后中国古人（早期智人）各个阶段的化石与文化遗存也显示着连续性进化（一些典型代表见图1）。

    近年的研究表明，现代人祖先主体是在20万年前非洲东南部出现的一支具有特殊体质特点的人种：新人（Neoanthropus Homo sapiens sapiens，也称晚期智人Late Homo sapiens）。其体型较古人略纤细，性别差异不明显，且体毛少，较突出外表差别是有额头突起，但头部不向前探出，面部眉嵴很低或没有，几乎与现代人一样，如其混在其中，很难一眼将其区分出来。除了表面的，一项重要的进步是在其咽部形成了有一定角度的弯曲，其声带振动配合口型变化可发出复杂的声音，最典型的声音如“哇”， 因此也可称其为“哇”人。另一项进化是其女性骨盆结构更适应近圆型头颅骨的现代人胎儿的娩出。新人已确认是现代人的直系祖先，直到今天每个新出生的婴儿接触世界的第一声仍是“哇”， 实际有着认祖归宗的意味；就连成熟之后遇到惊奇或被震惊后，也常是“哇”的一声，可能也是一种祖裔性状的展示。他们大约在10多万年前走出非洲，陆续分布到了亚洲、欧洲以及澳洲，并与与当地的古人融合，在统一物种基础上演化形成为一些遗传体质特征有所差异的人类群体（人种）。

    图1. 中国境内直立人、古人一些典型遗址分布图

    

    冰川的聚集与消融深刻地改变着地容地貌，在大冰期，整个欧洲与亚洲北部都被巨厚的冰层覆盖，原有的绿洲即使不被极度扩张冰川覆盖，也可因地面水贫乏而成为荒原或沙漠。这种气候与生态的巨大变异对于远古人类而言，死亡的命运也是无法避免的，只有在适当的避难地蛰居并艰苦奋斗，或跨越或绕过地理阻隔的个别群体逃到可继续生存的新家园，才有望延续；这深刻地改变了当时人群的生存状况与分布，而且也使他们的遗传基因发生着融合与分化。由于受到地理环境等条件的制约，不同地域新人的基因交流与来源、发展并不完全平衡，使得后裔人类的生物性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人种差异），即人类的演化也存在着地理现象。目前了解到更新世最后（11-1万年前）的武木（Würm）冰期（在中国大地对应大理冰期，期间有若干次小冰期，并间隔着为万年左右相对温暖时期），与现代亚洲地理人种的形成有着较密切的关系。

    能发出的复杂多音节声音的非洲新（“哇”）人，逐渐形成了较复杂的语言，人群之间的交流更为方便和精确；便于吸收和掌握先进的生产与生活技艺，并更好地传承下去。虽其纤细体型以及原始的生产（旧石器）工具，与其他地区人群相比并没有更强的独立生存能力（至今，一些非洲部落人们仍视肥胖、壮大为美的观念，可能与“哇”人希望改善纤细体型生存力的潜在欲求有关），但“哇”人特有的较复杂语言能力和较发达的智力（意味着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加之他们与其他地区人群之间无根本的生殖隔离，已足以使其可较容易以个体方式融入其他群体。已有迹象表明此人群在武木冰期前或初期已开始扩散到了亚洲，除经西亚进入东亚的外，也可能有经南亚次大陆等地进入今天我国境内的个体（这两条路径可能就是后世“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原型）。

    在中国生存的首批处于向现代人演化过渡阶段的新人大约出现在10多万年前，估计是中国古人进化为主并混有少量“哇”人的杂交，其北方代表是早期河套人（目前有证据表明其生存上限可能为14万年前），在大理冰期到来后，他们向南迁移，这一群体在与劫难争斗中，寻觅着未被冰川覆盖的宜居地，形成了新的生活方式，不断适应着新的生存环境。其南方代表可能为广西智人洞人（约生存于10万年前）和早期柳江人（可能也有10多万年历史）。这些中国新人散居在中国中南部，并延续着明显的中国古人特殊体质特点（黄种人体质特点的原型），即为中国古代文献中提到的华夏先祖伏羲的源头。

    在其后的相对温暖时期，随冰川北撤，新人以非洲南部和中国中南部的两个二次人类发展中心分别出发，在大约9万年前开始的一万多年间不断扩展生存家园。但在大约7.4万年前，极为悲惨的命运降临在了新人的头上：南洋地区（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火山大爆发，持续了很长时期，深达数米的火山灰覆盖了南亚的所有地区，更不幸的是这随后的又一次冷期，冰川南侵长达数千年之久。这场夹击性的双重灾难灭绝了当时绝大多数人口，仅在非洲、西亚和中国黄淮地区三个区域分别残存下数量很小的一些群体。

    在约6、7万年前，又一次相对温暖时期来临了，残存的新人遇到了发展的有利时机，群体繁衍扩大，同时也出现了一定的竞争压力和迁移动力。由于已掌握了渡江河的技能，人们很快跨过地理上存在的江河湖海的阻隔，各地的新人开始向四面八方扩展其生存空间并有了更广泛的基因交流机会。这次人类的扩张融合，使人类文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极大地丰富了自身的生存手段，把人类真正变成为了地球的主人。目前地球上所有人都是这个时期新人的直系后裔。

    当时中国原住民的代表是伏羲，其主体主要分布于黄淮流域，传说伏羲在黄河洛水汇流处（今河南巩义县内）观察旋流得到了感悟，而创立了反映世间事物变化基本规律的阴阳太极图，并发明了“八卦”，这也是二进位数学的发明，表明数目已成了日常生活中极重要的概念。我国古文献提到了其能“结绳为网”， 表明当时的人们不仅会狩猎，而且擅长捕鱼，有丰富可靠的食物来源，而且也必然有了动物皮毛等制成的御寒之物；并说他发明了“钻木取火”（估计继承了中国大地已存在会钻木取火古人文化有关），这也意味着当时的人们基本结束了“茹毛饮血”的时代。即伏羲已有了当时最发达的生产力与文化，但其社会形式只是自然族群阶段，男性在生产活动中仍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群体内部（尽管可能不再是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为主）的性交仍很普遍。

    中国黄淮地区的新人经历了漫长的扩张历程，不仅重新回到了华南，到了西亚亚并登上了青藏高原，并有一支向北到达了东北亚，进入了西伯利亚原野，并登上了日本群岛；另有一支则向南，借助岛链，最终进入了澳大利亚；而且可能有一些人也到了印度次大陆，甚至非洲。西亚的新人由于所处的环境相对较为艰难，大约发展扩张晚一点，主要是与走出非洲的新人融合后才开始的，其扩张主要有两路：一路从西亚往南进入印度，并与从东南亚回来的新人会和；另一路往西进发，到达黑海，并在五万年前沿着多瑙河进入欧洲，并可能有一支来到亚洲东部，与黄淮地区的人群会师。非洲的新（“哇”）人同时也极其成功地扩散到了旧大陆的各个地区。

    在人群的大迁移与融合中，走出非洲的新人在全球现代人形成中很快成为了主流。这主要原因可能是其女性体型接近男性（其他地区古人群男女差别较大），具有利于生产混血胎儿的优势（骨盆结构利于娩出“大头”胎儿），并有相对进步的发音器官，在大融合中具有明确的优势，某种单向“母系生殖选择”选择的结果不仅使“哇”人成为了所有现代人的直接母系祖先，奠定了其基因的主导地位，其进入中国的代表则是中国古代文献中提到的华夏母系先祖女娲的源头。

    这种人群的融合虽然使得现代人均成为了走出非洲人群的后裔，但由于不同当地古人基因的介入也形成了不同地域的人种差异。加之各地的现代人群体不得不适应当地的不同生态环境，也促使各地人群体质特点有了进一步特化。如在非洲中南部，肤色深可减少大型猫科动物（狮、虎和豹等）的夜袭，加之可有效弱化紫外线对身体内部组织的损害，而被选择了出来；而在中国黄淮地区，中国古人体质特点的连续进化，黄肤色则可能使其便于在较空旷的环境接近猎物，较易获得可贵得食物而得到强化等。而在西亚接近冰线地区，肤色浅及有较多体毛的个体有较多的存活机会，有了白种人的一些体质特点。由于当时一起生活的群体很小，同胞兄弟与姐妹之间的近亲性交繁殖无法避免，有关性状可被较充分地固化下来，从而形成了目前地球上主要的三大人种差异的基础。

    人们怀着最高的敬意看待不同地域人类祖先的完全融合之事，留下了的许多传说与故事。非洲以外一些古老人群的口头传说中多有着对应事件的影子，在华夏大地，伏羲氏和女娲的传说就是典型的例子。

    女娲是走出非洲进入中国的人群代表，因系“哇”人后裔，又为母系嫡系祖先，故被后人称为“女娲”。传说中其经历的天塌了地陷，狂虐的暴雨倾盆而泻，隆隆的地表裂开，大致表意着其一路行来，冰川化解雪峰崩塌，释出的地表水重新分布有关情景；其炼石补天则表意着她（们）有着高超的用各种各色的石头搭建住所屋顶的本领。中国一些神话中中天帝（伏羲）的配偶“西王母”可能也是基于其原型——女娲，经穿凿附会塑造的。文献还提到女娲发明了窖猎，就是在野兽经常出没的地方挖下陷阱，上面设好伪装，这无疑也是历尽艰辛逼出来的生存技能。女娲经历千辛万苦，到了伏羲的领地，生活技能与文化的互补性促进了两者的和谐相处与融合。但融合后混血胎儿最小颅骨径变大，使得主要仅女娲族女性可产生有效后代，而伏羲族女性则易难产，对婚配习俗冲击极大，这不仅造成了族外婚的出现，促使人类社会进入了前氏族公社阶段，而且可能也是母系氏族公社随后兴盛的基础。

    顺便提一句，西方文化传说中也有类似的背景：如“夏娃”大约是与女娲同脉的“娲”人后裔，只是在向北迁移时遇到了大麻烦，几乎死伤殆尽，最后氏族的一位核心女性也倒在了地上，被残留在欧洲的一位男猎人救起，带回了其温暖的避难所（伊甸园），吃了其剩下的一根带肉的猎物肋骨而获救。女“哇”人与其结合并留下了大量的后裔。这被后来的人们神话为亚当的肋骨变成了夏娃，其后繁衍出了人类的传说，实际大致反映了高加索地理人种（白种人）形成的基本情况。

    伏羲与女娲的结合，奠定了黄种人（蒙古地理人种）的体质特征，伏羲、女娲因此也成了中国远古神话中人的始祖神。从我们的脸上和传说大致可推测出他们面貌与衣着的一些特点：伏羲额头较低，脸上有着一个略明显眉嵴，其下是炯炯有神的黑白分明的眼睛，咧开嘴笑的时候露出的是前面的大板牙，性状很像一排铲子，体毛中等；身上着一些兽皮制成的遮盖物，最明显的是鳄鱼皮及牙链成的装饰（伏羲鳞身），显示其精于渔猎；女娲则额头高，眉清无嵴，面如皎月，一双大眼彰显其睿智，体毛稀少；由于主持家族诸事，宅居为主，除重大礼仪场合，平常不着衣物，显露皮肤天然光彩亮如绸缎（女娲蛇躯）。作为其直系后裔，在每个黄种人身上这些特点都有所体现，如我们的门牙都是铲形，这是伏羲的基因决定的；皮肤光亮如绸缎则源于女娲遗传基因。眼部则体现伏羲与女娲结合在今天我们身上留下的一种历史痕迹：我们上眼睑皮肤在眼内侧向下延伸形成的内眦褶（蒙古褶），多多少少这盖着泪阜，常使得很多人显得眼裂略窄并向外上倾斜，享有“丹凤眼”这一艺术化的名称，这实际上是较高的骨性眉嵴在基因融合后消失了，眉间皮肤冗余下滑形成的。今天的美女只要使劲捏起眉间的皮肤，大概就会在镜子中近距离领略女娲秀目的风采。

    需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古代文献还提到伏羲创造了“书契”，反映的可能是统一语言模式。伏羲族代表着中国古老的原住民——古人（史称燧人）文化，尽管体质上已与中国古人（早期智人，比较解剖学研究表明，古人以及其前的直立人与发声有关的器官发育较原始，其声道相当平直，只能发出“啊”、“依”、“熬”等单音节的声音）有所差异，但因文化的连续性，其只有主要以单音节语词为基础的语言（这也是目前汉语言及相关语系的结构基础）。即伏羲族的语言系统是以单音节语词为基础建立的， “女娲”在与伏羲融合的过程中，随乡入俗，使单音节为基础语言系统成为标准，即伏羲的语言系统成了“普通话”。在文字出现之前（真正文字性“书契”是在新石器时代结束时才出现的），造书契”一说，无疑系后人追述所采用的一种取类比象形容，虽然并不完全排除有了某种古老结绳记事的符号体系出现，但也必然是以统一语言模式为基础的。

    人群大融合聚集了当时最先进的社会与生产方式，必然会大大地解放生产力，促进“科技”、“文化”的提高。人类自身生殖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体现，具有“母系生殖选择”的女娲女性，会引发深刻生殖崇拜，而自然成了整个群体的中心，从而奠定了母系氏族社会的基础（我们推测，非洲以外古代社会发展存在母系氏族社会阶段与此有密切关系）。女娲带领群体进行着更加有效地渔猎生产，人们衣皮食肉，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由于窖猎技术的应用，也猎获了大批的活物，不仅可为氏族提供更充分持续的生活资源，还可能为后世出现原始的畜牧业埋下了伏笔。同时也促使人自身的生产也大为解放与提高，人群的扩张加速，后人对此进行了神话：古人所说的“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女娲用黄泥和水，按自己的模样捏成泥人，泥人竟活啦！随后捏出许多泥人，全都活了；但一个一个地造人太累了，女娲就抓起一条绳子（黄河）抽打，泥水四溅，落到地下，全都成了活人！）。实际上是华夏后人对在女娲引领下，人们在黄河流域生活，生产劳动，繁衍子孙的极简略神化概述。

    生存在华夏大地，以伏羲与女娲为脉络代表的新人，由于有远距离迁徙的经历，积累了丰富的挑战陌生世界的经验和勇气，具有当时无与伦比的生存与克服各种险阻的技能，自然而然的成为了进军与开发新世界的先锋与主力军之一。大约在三万年前，其北亚、东亚分支的人群汇入了西亚来的族群，分别通过西伯利亚，越过冰冻的白令海峡，来到北美洲的阿拉斯加，一部分人继续往东前进，到达了现在的美国的大西洋沿岸。从而完成了新人首次进入新大陆的创举。

    在约二万二千年前，更始世最后一次冷期开始了，并持续数千年，把欧亚北部和美洲北部盖上了厚厚的冰川。但这时新人已有了强大的社会组织（氏族群体）和对应的生产力，而且迁移避险的能力早已非昔时可比，故而这次冰期并未造成人类的大规模灭绝。无垠的冰原虽然隔断了几大洲之间人类迁移往来，但也促使人类继续向宜居地域扩散，如北美洲的人群就继续向南进发，并先后到达南美洲东岸和西岸；居住在太平洋西南岛屿及澳大利亚的人群，通过航海成功地登上了大洋中的一些大岛等，从而最终完成了人类在全世界的迁移和拓展。

    值得人类骄傲的是，新人在最近的冰期并没有完全拜服的冰川脚下，有个别勇敢的群体在冰原的一些地域，仍凭借出色的渔猎本领和生存技能坚守在孤立的避难所内，在中国，约18000年前居住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洞穴中的山顶洞人就是其中杰出代表，他们围猎大型耐寒动物（当然，这也是造成了一些动物如猛犸象等加速灭绝的原因），广泛采集食物，顽强地存活了下来。

    最后一次大冰期在距今一万八千年时达到顶点，随后冰川逐步退缩后，各地的新人都遇上了好日子，气候越来越好，人口增长进入到了快车道，劳动的分工也更为明确。自然选择及“母系生殖选择”的影响得到了明确，近亲性交被摈弃，氏族间通婚成为习俗，不仅使一些氏族结成了稳定的关系，不仅出现了氏族公社雏形，而且也进一步确立了母系在社会组织中的核心地位。氏族公社雏形的形成较大地提高了人群的劳动生产力和适应不同环境的能力，从而促使母系为中心的氏族群体逐渐发展到了高级阶段——母系氏族公社。伴随着渔猎的范围越来越大，对携带工具的细致程度要求有所提高，要对狩猎石器的刃部加以磨光，开始出现了磨制石器，从而开始了新石器的创制。

    到约一万年前冰期彻底结束了，地球进入了地质学上现代时期——全新世。新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最佳发展机遇，磨制石器在一些母系氏族公社中被普遍采用，甚至形成了磨制石器制造业，猎物也一年年多了起来，有的氏族发展了家畜饲养业，有的则发明了陶器，农业也出现了；在中国及西亚一些地区的先进氏族率先进入了新石器（以磨制石器为特点，可区分打制石器为特点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在考古学上是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大约从1万年前开始，结束时间从距今5000多年至2000多年不等，具有制陶业、农业、家畜饲养业、磨制石器制造业等典型文化特征，并有了较高超的编织工艺，发展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物质与精神文明。

    各个母系氏族公社在发展过程中，伴随不断强化的风俗、习惯、生产模式等文化因素的影响，语言文化差异逐渐明显且多样化，形成了诸多分支（民族）。在新石器时代的几千年间，中国大地上分散存在着大大小小的新人氏族。由于不同地区的族群的来源及生产与生活模式有所不同，逐步完成了中国一些主要民族的基础分化；主体大集团是被后世称为西（戎）羌和东夷两个人群集团的先人，他们是女娲与伏羲先后高度融合子裔的主体部分，其后裔发展极为迅猛，广泛分布于黄河、长江流域及南方的广大地区，以及青藏高原，发展成为中国大部分地区的主要族群：东夷诸部可能涉及最早后世丝绸之路的开拓者，主要分布于黄河下游，大致对应蚩尤族的先人：西（戎）羌集团主要分布于黄河上游，可能与最初茶马古道原型的历险者有关，主体对应炎黄族的先人，是汉藏语系民族的古代先民。较小的集团还有北亚人群与中南半岛人群：北亚人群生活在气候寒冷地区，无法广泛种植农作物，以畜牧为主，是较晚经西北亚来的女娲融合伏羲形成的，为我国北部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的先人；中南半岛人群则是较晚经南亚沿海岸来的女娲融入伏羲形成的，为后世东南亚诸族的先人。此外中国境内当时还残存有少量古人的同根亲族（体质接近古人的群体）。

    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农业与畜牧的经营已成为华夏大地人群的主要生产、生活内容，但由于我国各个氏族分布的区域极其广阔，各地区的气候、生态环境和生产劳动对象有所不同，这就决定了各个不同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如秦岭至淮河一线以南地区相对农业比较发达，而北方草原干旱地区农业则在生活资料中占比较少，而狩猎、畜牧仍是重要、甚至是主要的生产活动。母系氏族公社这一先进的社会形势，较大地解放了当时的生产力，不仅使生活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改善，而且节省下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开始关注文化事业的发展，使对应人群开始出现较高级的文明，不同地域的文化习俗也变得多姿多彩了起来。

    华北燕山以北地区，气候较为干燥寒冷，除农耕外当地氏族的经济形态中，狩猎与采集仍占重要地位，其石器为细石器，并有了非实用性玉器的雏形（如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文化）。随生产力的提高，畜牧业已成熟，猪已成为主要家畜，这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也促进了对生殖及世代交替的深刻领悟。加之生产力很高的农业出现，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则发展出了为后世惊叹的神秘精美玉器为代表的文化类型（红山文化），其最出名的典型玉器是“C” 型玉猪龙（是已发现具备龙特征的最早文物，故被喻为“中华第一龙”）。这种非实用型的玉器是新石器的延伸发展，多为“祭司”（萨满）一级的神职人员的陪葬品，估计有生命轮回延续的含义，这不仅反映当时“石器”制造业的高度发达水平，而且表明当时的生产力不仅能完全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而且能适应人们的精神需求了。

    淮河流域的人们已开始种植水稻，在丰富的物质生活基础上，也有了极高的精神生活，发明了骨笛，可吹奏美妙的乐曲，并有了占卜的宗教用品，发明了接近酒的酿制饮料，创造了可能是最原始汉字的刻划符号（贾湖文化）。黄河流域以及扩散到西北的一些氏族，所处气候环境介于南北之间，可能由于是华夏先民较早的祖居地，人口密度偏高，人均资源冗余度较低，农业、畜牧、狩猎、采集在其经济形态中均有重要或不可或缺的地位，主要栽培粟（梁）、稷（黍）等农作物，家畜主要是猪、狗，其人工制品多为实用器，不仅各种生产工具先进，生活用品也丰富精美，最典型是各种陶器（仰韶文化），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彩陶，不仅色彩悦人心目并有意义丰富的反映人们生活和一些动物的精美图案，也表明软（毛）笔书画已相当普及。黄淮下游地区渔猎也较为发达。

    长江流域的氏族则有了发达的农业，广泛栽种水稻，食物充足且有剩余（如河姆渡文化，浙江余姚），并建造了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住房（干栏式建筑）。其后期（如良渚文化）也有大量玉器出土，明确显示一些精神领域的的需求，典型玉器之一的玉琮，内圆外方似象征天地，据信是一种上古时代礼器。

    新石器时代最显著的生产方式突破是农业的出现与发展，人们对发现可食农作物的先驱者十分崇敬，他们尝试品尝各种各样的植物，有的因此甚至中毒身亡，为族群找到了适当的植物果实加以播种，使人类由逐水草而居变为定居下来，并为其摆脱对大自然提供食物的完全依赖提供了可能，后人将这些英雄会聚为一位神祗——神农，传说中提到神农尝百草，中毒昏死多次，就是对这一群体的伟大事迹的略述。神农时期是母系氏族公社发展的鼎盛阶段，后人曾赞道：“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 

    神农代表着的农业是新石器时代的最重要的生产力和生活方式，对历史发展做出了极其卓越的贡献，被后世华夏子民视为天人神仙，并将其奉为继伏羲与女娲之后的第三位人类先祖，合称“三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