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上市地产公司不能引领大众居住潮流?
万科有一个说法：对股民负责，为57万股民打工。其实，倘万科每年建1000万平米住宅，可以卖与30-40万个家庭，10年即300-400万家庭，1200-1500万人可以直接享用万科的住宅产品，与之有间接关系的人会更多。但万科的股民，10年后会有多少？也会超过1000万吗？可见，上市的地产公司，可以主观为住民，客观为股民。因为股民是流动的，而住民是基本固定的。
万科对上市企业的责任之解释，与深圳沙井镇万丰村的潘强恩“共有制”理论很接近，算是新时期关于所有制理论的一种俏皮话。潘强恩的理论是为了给村领导兼村股份公司董事长具有调度、处置村集体共有财产和资源的绝对权力，作理论铺垫；万科的解释，是为了给在房地产暴利模式下的扩张，作企业道德和长久发展理念方面的硬伤清理。
上市圈了钱，就要高效运转起来，这是市场的内在要求、是股民的呼唤。即使出现“地王”，亦在所不惜。这么做，这么说，似无可指摘。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对于住宅产业而言，作为我国孜孜以求的市场经济的经典行为——企业上市，能给社会大众带来的，就是这样令人恐怖的“地王”频生吗？
窃以为，对于住宅产业而言，大众居住的律令，是超越于所有其它律令之上的，即使所谓股民的要求亦应服从于它，尤其是作为标杆性的公司，在这一至高无上的律令面前，诡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对股民负责，在商言商，天价拿地亦有可为。”——是短视的。
当然，今日局势有变，在市道转冷的情况下，万科的社会责任意识表现得更强，我们期待万科会借机在大众居住方面切实作出大成绩，并把这种成绩融到万科的传统中去——希望不是此一时彼一时的表现而已，倘万科都做得不足为道，则这个行当要让世人称善，难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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