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或许不知征地拆迁是咋回事

　　吴敬琏先生最近发布一条有关征地的政策建言，大意是：一个人花一万块钱买下物业或地皮，待政府征地时，该物业或地皮根据市场价已涨至10万块，那么，多出来的9万块，应该缴税。

　　应该说，吴先生提出这一想法的底蕴，是因为他窥见了关于“征地”、“失地农民”之类问题的一些奥秘，是因为慷公家之慨，饱私家之囊，成为一种公开的秘密，而试图以经济学家的洞见,点出来这一现象，但似乎网上的效果并不好。除了他未必了解征地问题的复杂性之外，根本上说来，在土地公有制条件下，除了慷公家之慨，还能有什么好招吗？

　　关于这个征地问题，我在基层干过这个活，也曾和国土资源部的有关专家一起探讨过。如果说吴敬琏先生只是扒开门缝瞧了瞧，我这里可以把一扇窗户打开来。

　　奥秘之一：“失地农民”一般来说比不失地的农民强一点。为什么？这又分几种情况：一是土地不值钱的地方，“失地”，意味着政府征地，无论多么价贱，总还能弄回几个钱，而不失地，则想到城里打工的农民，只能将田地白送给别人种，以免背负“田地荒芜”的良心指责，就算不错了。京珠高速经过我老家，失地农民到手的补偿每亩4000元，农民嘴上不满意，心里也就认了，因为京珠高速倘不经过他家的地，他就一分钱也得不到。二是土地值钱的地方，农民在城郊种菜，那菜也卖不了几个钱，政府来征地，农民想得到的补偿价高一点。因为这部分农民靠近城市，能够发出一点不满之声，“失地农民的困苦”，就是由城郊农民发出来的。吴敬琏先生说的，有一部分就是针对这种情况。由于城市的发展，土地涨价了，原来不值钱的青苗、建筑物，现在值钱了，农民希望得到一个“市场评估价”，政府想给他一个“合理”的低价。其实这两者都不靠谱。因为土地公有制，什么是“市场评估价”，无法科学地定出来，什么是“合理”的低价，也不知道。所以征地过程之中，最容易发生权力腐败，其实是因为征地工作人员和农民一起走入了土地公有制条件下的“征地沼泽”，大部份情况下，尤其是对于有钱的城市政府，就是让农民多得一点，政府征地人员廉洁一点，就是算非常成功的征地行为了。而对于没钱的城市政府，板起脸孔说不能让农民得到非分之利益，往往就容易发生“失地农民上访”。

　　奥秘之二：通过“征地”获利的，并不仅仅是农民。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看到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有一些聪明人便去租城郊农民的地，种疏菜、果树，转眼间，地市建设扩张过来了，当地农民得到土地补偿价，租种户得到青苗和附着物的补偿，皆大欢喜。更成功的操作是：政府工作人员知道哪些农地即将被城市占用，预先通知亲朋好友去租这些即将被城市征用的土地种果建棚，斩获将其硕无比。

　　奥秘之三：不通过征地，搞违法建筑，也有利可图。这就是深圳大规模违法建筑屡禁不止的真正原因。城市政府和违法建筑制造者博弈，是非常复杂的。支持违法建筑的上得了台盘的理由也不少：“城市活力论”、“照顾农民利益论”、“扶持不发达地区经济论”、“维稳论”、“招商引资论”、“历史遗留问题论”。而反对违法建筑的理由亦不少：“市场公正论”、“保护公众利益论”、“维护城市规划之权威论”、“反腐败论”。其中，最微妙的在于“维护城市规划之权威论”与“城市活力论”之间的互相矛盾。实质上，政府权力持有者，作为个人渗透到违法建筑之利益中，是这一矛盾高度尖锐、极其复杂的根本因素。

　　吴敬琏先生感知到的一个重大隐患，主要地不是针对城市郊区土地上发生的事，因为城市郊区的土地毕竟还不怎么值钱，他关心的是已经非常值钱的城市老区，如何公正地实现拆迁。这确实是一个好问题，但提出的时机不对头。

　　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房地产价格疯涨的情况下，有的经济学家说土地成本、建造成本根本与房产价格无关，这个情况下去探讨拆迁成本如何进行市场评估，岂不是疯子与疯子的对话？！网上有人说了，我花一万块买了一个小房子，现在卖到100万，但转眼间，我这100万买不到原有的居住面积。这个问题吴敬琏先生回答不了。因为房地产市场已失去理性，如何能探讨理性的、市场的评估问题？！

　　等到房地产市场回归理性了，我再来探讨如何进行征地拆迁的市场评估，以及避免其中的权力腐败的奥秘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