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无忧”与“傲慢”

花生工作室的王瑞智寄来了新的一期《万象》（2006年12月刊），第一篇即是《伊斯坦堡就是我的命运——帕慕克的呼愁》。近几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中，今年的帕慕克尤令我心有所感。对于学过建筑史的中国人来说，伊斯坦堡是一个遥远的符号，它带着中世纪的气息。诸如巴黎、伦敦、罗马、雅典，这些从中世纪以来同样辉煌的城市，现在已有了详尽的现代解数，但伊斯坦堡没有现代解，甚至比北京的现代解的路数也要少很多。帕慕克的写作，却是对伊斯克堡作出现代解释的一次伟大尝试。我不知道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有没有基于这样的理由来评他的奖。这个奖属于中世纪精灵的当代面貌。

我身在深圳，则对帕慕克在伊斯兰堡的“呼愁”有这么一层理解：年轻的深圳，是为赋新辞强说愁，而古老的伊斯兰堡，是  欲说还休，它就处于死魂灵的悲愁笼罩之中，也捆绑着当代人的困苦挣扎。昨天有一位深圳朋友带着玉佩，我跟他开玩笑说，玉佩能避邪，因为它是从无数个死人身上复活过来的。玉佩身上积聚着已死者的体温，所以它温润而阴柔。因此，我不主张小孩子戴玉佩，除非它是三元钱一个从农贸市场买回来的便宜货，愈是富家子弟，价格不菲买一个玉圈子戴上，就意味开始和死亡打交道。不到一定阅历，还无忧无虑的孩子，就和死亡打交道，多无趣的一件事啊。

深圳是无忧无虑的。“四个难以为继”，似乎也是为赋新辞强说愁的味道。因为深圳没有任何古城堡气息，它更象一个敞开的走廊或客厅，或者象一片红树林，够容量，就多装几只鸟，不够了，跑掉几只。没什么大不了的。

深圳也是傲慢的。来自珠江以北的人群，说着不同种类的普通话，并不把港式审美习惯中的贫嘴饶舌、多动症当一回事，即使深圳自己的媒体也鹦鹉学舌，许多的深圳人也根本不正眼看一眼。东北腔、河南腔、湖南腔、四川腔，都可以在公众场所大声喧哗。象我这样冥顽不灵的，到商店去买东西，到酒楼吃饭，总是要求服务生：请说汉语，尽管我自己的汉语也说得不好。深圳也嚷嚷深港协作，一旦香港无动于衷，深圳人也是于衷无动。

深圳人焦虑，但不忧愁，深圳人困惑，但不苦闷，深圳人没有知识分子式的悲伤、敏感与神圣忧思，因为它象一个穿着随便的粗鲁少年。

要是让我选择伊斯兰堡还是选择深圳居住，犹如选择戴玉佩还是戴避孕套，毫无疑问是后者。因为我们愿意在快乐中悟死亡之道，而不是忧闷中走向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