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素的房地产：明末禁欲的物证

最近购得一本外籍传教士曾德昭写的书《大中国志》，曾德昭是汉名，他是葡萄牙人，Alvaro Semedo，1585年生于葡萄牙的尼泽城，年轻时即加入耶稣会，1608年他往“远东”传教。先在印度，然后于1613年到达中国南京，是继利玛窦之后对西方介绍中国的重要传教士。

顾名思义，《大中国志》是要介绍中国之所有事情“如中国的整个结构，其政治、经济、学术、机械、财富、商业，等等”。而让我深感佩服的是他看问题的立场和眼光，非常平实而宽广，没有“拘于其时代”的偏狭，很难得。

曾德昭记述17世纪的中国，有些事情颇令人感概。“这个国家人口众多，不仅村庄，连城镇都彼此在望，有些地方河流甚多，屋房几乎连绵不绝。这有四种类型：大的城市他们叫做府，略小的叫做州，还有叫做县的镇，及叫做寨的堡。除此之外，还有无数的村庄乡镇，所有这些城镇的墙垣，日夜有四班守卫，按钟声换班。中国的内地城市也是这样，好像它们一直处于战争状态，防止在一个时辰之内可能发生想象得到的危险。街道有卫士和哨兵严加防守，如发现守卫打瞌睡，或擅离职守，或不即时作答，那就立即处以杖刑，当场执行，城门每晚都小心关闭，如发生事故，就不打开，直到查明真相。1634年我在江西省城，有30个盗贼破狱而逃，打败守卫，杀伤了一些人，自行逃逸。消息传出后，按照他们的惯例，城门紧闭，直到第二天晚上凶犯被抓获，城市再大，也不容他们有一人藏身。”

我抄这一段，似在抄一个复杂的好莱坞故事脚本，17世纪明朝末年的中国很多方面呈现衰败之相，但人口还是增加了不少，据曾德昭抄录当时统计有近6000万人，相应地城镇建设发展较快。城门在当时社会中对社会治安有重要作用，类似地印证到明末对海岸的禁锢态势。30名狱犯暴动脱狱而迅即被抓获，不能不认为治安措施还是相当有效的。

明末盛行着禁欲之思想，当今有学者论证，越是禁欲思想流行，则越有纵欲的行为。如果仅说是性活动方面，可能有些道理，但体现在房地产业方面则未必。再抄一段：“他们的住房不如我们的华丽和耐久，不过因设计良好而便于住宿，整洁舒适。他们使用大量的优良涂料漆刷房屋，而且刷得精细。他们的房屋不高，因为矮房便于居住和安排。”

与禁欲相应的是工艺的精致化，如景德镇的瓷窑。无论民窑还是官窑，流水线作业中分出了一部分“干净车间”，上釉前画图案的人与搬土坯子的人在工作时是不能交叉的。精致的工艺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明王期末年财政上难以为继，为王朝卖命的人难以为继，禁欲的是态势也难以为继，气候的因素导致频发的自然灾害，使社会正常人生活也难以为继。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Ebrey的《剑桥插图中国史》对这些个难以为继也作出了具体而详尽的分析。与朴素的民间房地产相反，皇家的建筑仍讲究奢侈气派，明故宫（明清紫禁城相继沿续）与明十三陵，现在仍在证明，也许，从中可以找到当代中国奢侈房地产总是寻找皇家气派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