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曾国藩与左宗棠，感触颇深。

    曾氏青年时期狂放张扬，大刚有余而柔性不足，因此虽官运尚可，却处处碰壁，在湖南江西为官场所不容，后竟至向咸丰皇帝愤而牢骚，又借父亲去世之时临阵脱逃，回家丁忧。咸丰皇帝感其不智，便顺水推舟解除其兵权。但可贵的是，曾国藩虽因皇帝对其情绪的漠视而跌入深渊，但却在他人生可谓最低谷时愤而自省，参悟诸子百家之理，意识到大刚易折。要想成功，必须刚柔相济，刚是目的，柔是手段。一味知刚则败，一味知柔则弱，二者偏废均不可成。经过两年的反省，曾国藩大彻大悟，一改曾经的鲁莽与刚直，为人谦逊，胸怀博大，世事洞明，很快成为百官之首，为人敬仰，成为近代史上最醒目的文化代表。

    而再观左宗棠，其才华不可谓不卓绝，其品格不可谓不高尚，其功勋不可谓不巨大。“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是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养儿强于我，挣钱干什么；养儿弱于我，挣钱干什么”，以及在收复新疆的历史功绩，无一不体现左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但左的性格过于刚直，自负才气，加之与曾国藩的“瑜亮情结”，使其口无遮拦。与曾的区别在于，曾每日必做功课，几省其身。言谈举止，处处皆以圣人之标准要求；而左则认为，自己为人坦荡，不必以官场陋习为准。甚至希望自己的特言独行为当时清廷官场带去清新之气。因此一生受到百官诟病。在收复新疆之后入朝为相，只几月便为官场不容，最后再度出京，客死异乡。特别是晚年在与李鸿章的争斗中，因其不容沙粒，不知刚柔相济，朋友甚少。仅有的一些追随者均因其行为性格而受到李派势力的打压，难有出头之日。

    曾与左都是湖南人。湖湘文化既因当地水土环境而有南蛮之说，又深受宋明理学之影响。因而可以看到曾与左在早年，性格均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均是刚直不阿，行为做事之人。这一点，两人特别是左宗棠虽嘴上不认输，但心里到死都相互欣赏。两人的区别在于曾能在逆境之时深刻反思，真诚反省，继而自我批评与自我成长；而左坚持己性，不与世俗妥协。自省的结果是融入世俗最终又能超越世俗，不妥协的结果是处处碰壁，灰头土脸，行为办事处处受肘。两种结果谁好谁劣，一比便了然。

    但自省虽只有两字，要真正做到却是比登天还难。自省首先不是形式，是需要从骨子里真诚地自我批判，是需要大决心与大智慧的。如果自己不能站在自己灵魂的对面审视自己，看到自己的问题与缺点，便不可能有自省的动机，更别提效果了。自省还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非大定力、大恒心不能坚持也。曾国藩每日必做功课，家信、抄字、诗书、反省，一生数十年如一日，将如此机械式的功课始终坚持，最后终成“正果”。

    观人是为了正己。还记得郝振省曾多次提到我像极曾国藩的早年时期，虽文武兼备，水陆两栖，但性格张扬，不善藏拙，刚直有余，柔性不足。我虽然也深为认同，却又有着左宗棠的犟劲，一刻也没有着力对自己的思想进行认真地改造，既使偶然想改造了，也是动力不足，很快消于无形，全然没有达到半点效果。乃至快到不惑之年，依然语言、行为较为鲁莽，全无智慧可言。大刚易折，我虽深知其理，却从心里头抗拒所谓的柔术，不想“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当然结果可想而知了。

    所以，事到如今，再不改变已是不行。人到中年，老人以我等为精神支柱，孩子视我等为参天大树，老老少少皆依靠。我若不能成长、成熟，有一方天地与空间，又如何给老人与孩子们以天地与空间。因此，我便是真心下了决心了。前人既已做出表率，何不效仿其法，为我所用。自今天起，就从日课做起吧。早课500字反省前日所为，晚课500字则寻思传媒之法，如此以往，日日坚持，不敢懈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