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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怜小儿女

文/易涤非   

    当父亲把自己人生经验中的成败得失，悉数以文字的形式留给儿女们的时候，意义就在于为儿女们在未来行动时，提供了一个值得留意的参照坐标图。依此言之，怜与不怜，是父亲的责任，是父爱的表现；而解与不解，却是儿女们选择的自由和命运的造化了。

　　翻阅周志懿先生的《寄语点点：一位父亲的家书》》（下文简称《寄语》），让人不禁生出许多感慨之情。一位父亲，连续几年用笔墨向自己两个不谙世事的女儿，讲述很可能她们要成年后才能领会、但未必赞同的人生经验、道理和感悟，就使这本书读起来有一种奇特的感觉—看似是父亲面向女儿们的倾诉，同时却又是包含了许多当代体验和情绪的对话。翻阅的过程中，不由得想起了杜甫的诗句：“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据《寄语》透露，周志懿1974年生于湘中农家，费尽辛苦求学、求职，至今事业初成。成为人父，对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男人，都无疑是人生中重大的角色变化。周志懿通过书信，向女儿说人生的甜酸苦辣、说职场的求索周旋、说亲情的醇厚绵长，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女儿的期望和祝福，也表现了一种自觉教育儿女的可贵责任和真情。教育究竟应当解决什么问题因为曾经做过几年中小学教师的关系，我常常会思考教育究竟应当解决什么问题这样一个题目。我的结论是：教育应当解决人的专业化和社会化问题。所谓专业化，就是要把一个没有知识的人培养成一个具有知识的人、把一个缺少专业能力的人造就成一个专家，使一个人能够凭借职业能力在社会中自立；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在这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这种成果也就刚刚及格。所谓社会化，则是将一个不谙世事的儿童训练成一个具有处理复杂社会关系、擅于进行正常社会交往、具有正常社会责任感的成年人，在这方面，学校付出的努力可谓漫不经心，取得的成就似乎也更少。

　　自然，教育是项大工程，家庭、学校、社区甚至电视节目都程度不同地扮演着"教育者"的角色，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发挥着或大或小的作用。在我看来，《寄语》似乎更多地在侧重于训练女儿们的社会化素养，而这恰恰弥补了今天中国学校教育、电视类媒体教育的不足。

　　农家子弟的出身、知识改变命运的经历，使我能从阅读《寄语》中很容易找到一些共同的语言。但是经验告诉我们，无论上一辈人对下一辈人寄予多大的期望，也无法让下一代人按照上一代人选定的道路走下去。对时下流行的所谓“80后”、“90后”标签，我颇不以为然。毕竟指明80、90之类的一个时间段，是小学生都能够完成的事情。试图用这样的标签来概括一代人的时候，其实暴露了当代人观察、分析和概括能力的欠缺。怜与不怜，解与不解

　　在我看来，自上世纪初至今的100余年里，中国大体上成长了特点鲜明的四代人，革命的一代、解放的一代、文革的一代以及开放的一代。这样的四代人，所处的时势不同，命运也大不相同，世界观、价值观也差别甚大。今天，面对点点这一代新人，我暂时还无法说出他们将成为怎样的一代人。毕竟，他们生活在开放带给中国社会的能量似乎正在衰竭的时代。什么又将成为他们命运中最重要的因素呢？

　　但是，正如“研究历史虽不能提供我们即学即用的操作手段，但历史教训是类比式的，可帮助我们了解类似的情形可能有什么结果，而且每一世代必须自行决定，哪些情形确实可与历史相类比。”（基辛格，《大外交》）当父亲把自己人生经验中的成败得失，悉数以文字的形式留给儿女们的时候，意义就在于为儿女们在未来行动时，提供了一个值得留意的参照坐标图。依此言之，怜与不怜，是父亲的责任，是父爱的表现；而解与不解，却是儿女们选择的自由和命运的造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