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年龄来讲，我实在还算不上老。但就是小病了那么几天，偶然翻起尘封多年的相册，那一张张青春洋溢的笑脸竟然勾起了我对往事的无限回忆……

    人生真是短暂哦。十几年的光阴就在你稍不留意间“哇”的一声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想起最近与分别十多年高中同学的相聚，想起几天前大学同学毕业十周年的聚会，再想起因地震英年早逝的政哥，不能不让你回味起过去的一幕幕往事，也不能不让你对身边的许多事看得淡起来……

    我的回忆还要从高中说起。

    对高中时代最深刻的记忆莫过于第一次上高中时的情景。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湘中的丘陵地里漫起晨雾，经阳光一照，朦胧秀美的江南水乡风景如画。母亲吃力地挑着够我吃一个月的大米，扁担的另一头是一只装满母亲希望的大红木箱，里边全是我喜欢的书籍，就这样吱嘎吱嘎地在山间小路上疾行，我紧随在母亲的后边，离家五里地才能到乡政府的车站。我们要赴五十公里外的“大城市”——邵阳，真正开始我的远离父母求学的日子。想想看那还是1990年吧，十八年了，呵呵，但我常常能想起母亲挑着担带着我去求学时的模样，母亲挑着的担子伴着步行的节奏发出的吱嘎的声音，一如她送我的决心：执着而又坚强。

    最开始的高中生活对我而言是乡气而又艰苦的。第一次到城市生活，虽然就现在看来那而只是一个小小的山城，凌乱而嘈杂，但对于那个时代的我而言，已经很算是花花世界了。由于从未自做主张花过任何的钱，在母亲送完我回家后的学校的第一餐，当我揣着饭票去食堂打饭时，打菜师傅热情地问我要什么菜，我竟然又踌蹰了，最后只要了一份一毛钱的飘着几片零星菜叶的白菜汤了事。这都是我人生成长过程中最深刻的记忆。

    高中时代的生活很苦，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深知家里的经济状况，自己也小心翼翼地花着母亲每月邮来的生活费，日子过得相当的紧巴。但思想却开始灿烂的萌芽。

    从小喜欢看书，但写作爱好的培养却还是从高中开始的。那时候准确地说，我还算是个孩子，初次远离母亲，使我对母亲充满着想念。加之眼界的拓宽，又感觉文笔的欠缺，便开始写一些日记，记录自己的所思，久而久之，文笔也渐渐好了起来。高二开始，我的文章开始经常有语文老师推荐在课堂上念了。

    青春时代的确令人难忘。虽然由于营养不良，身子一直是那样的瘦弱，但精力却在荷尔蒙的支持下相当的旺盛。虽然还有那么些自卑，那么些懦弱，但已经开始融入同学的队伍，广泛地开展各种活动。我记得曾带头组织十多个同学成立了学雷锋小组，我就在班主任海振先老师的带领下常常跑到社区的街道扫街。海老师是回民，典型的老革命，高中时代当了我们两年班主任，教会了我们很多的革命歌曲，每次教时都是自己亲自用毛笔将乐谱与歌词抄在一张巨大的白纸上，贴在黑板的旁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他老人家教会的。当初学的时候就总觉得有点不对头，心想都什么年代了还学这个呀。但至今想来，我今天人生价值观的形成也许与海老师的教革命歌曲有着深远的关系吧。除了组织学生活动，还有参与表演、晚会、郊区摄影了。高三时，学校搬到了城市的郊区的一座山洼洼里，校舍虽然好了许多，但却紧靠着农村，坐在教室里，窗外就是漫山遍野的油菜花，采花的蜜蜂时不时还跑到教室里来旁听，这些对于年轻的我们而言，无疑是具有诱惑力的。因此很多次周末，总有同学借来相机，邀请我和其它的同学到学校附近的山坡上，菜地里，摆着各种土得掉渣的姿态照相。那时，能照上几张彩色照片还是很奢侈的事。我人生的第一张彩照应该也是那时候才照的吧。照的次数多了，参加的同学也越来越多，人也玩得越来越熟。后来一次偶然的发现，比我低一个年级的同学正在组织一个文学社，这对我而言有着极大的诱惑力。我便拉住了其中的几个死党，硬生生地给自己混了个文学社副社长的名声。仔细想想，咱当副社长那个时候就开始了的，呵呵。

    高中的学习与生活多姿多彩，但最中心的业余生活应该就是文学社了。想想，吕勇彬、唐芳、唐婕都是当初文学社的死党吧。那里我们就经常聚在一起推荐某人写的文章，还有字画之类的，别说，还真有点“恰同学少年”的味道。文学社的发起者姓刘，我记得个很矮，还其貌不扬，不知为什么，给文学社取了个名字，叫娃娃文学社。当时大家都这么叫，可我心里头是投了反对票的，“娃娃”，总觉得怪怪的味道。文学社没刊物不行，于是大家又一起议着要出一本集子，那才是文学社的核心呢。后来大家就各自推荐了一些文章，有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其实谁也没真正整明白散文、诗歌是什么东西。但可贵的是大家都在坚持自己的写作。后来形成了一本集子，待准备套印时，恰遇上文印店的老板是当初《邵阳日报》的记者袁通杰先生，现在可以想像当年他看到我们一群可爱的学生揣着自己的“成果”欲“发表”时是怎样的一番感觉与感慨。只记得他不仅是为我们省下了许多的油印费，还自荐欣然为我们的刊物写了几千字长的序。时过境迁，至今我对袁通杰先生还心存感激。后来这本叫《梦呓》的刊物出来后，在校园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我和哥几个也无疑成了学校的小明星，但遗憾的是，这本刊物本应该是连续出的，却因为种种原因，如刊物取的名字一样，后来再也没有出过。

    除了出刊、定期的会议会外，我们还定期地请一些当地有名的文化名人到学校给文学社的同学们讲课。印象最深的是邵阳县的一位散文诗作家，叫邓杰。三十多岁出版了《邓杰散文诗选》，那里捧读他的集子，真的象喝到了一碗甜美的心灵鸡汤，心中对他的崇拜就如后来八零后的追星，狂热得不得了。后来在老师的帮助下，我们请到了他到学校的小礼堂里讲课。那是怎样的一番场景啊。里三层外三层，同学们早早地就在礼堂里占据了有利地形，而邓杰被围在中间，也就是一张桌子与一把椅子的空间吧。邓杰讲得好，我们也听得如痴如醉。“行百里者半九十”，这是从邓杰那里学到的，而这句话至今还深远的影响着我。然而岁月总是无情的轮回。在十多年之后，邓杰却意外地成了我长沙晚报的同事。也算是天缘巧合罢。

    因文学社结缘的还有邱刃，这位在八十年代就创作《乱世黄金案》闻名中国文坛的作家，长相极其英俊，而身份与其年龄极不相符。四十多岁的年龄看上去非常的风流倜傥。感谢他给我在《邵阳日报》发表了处女作《扁担》。捧着第一次在副刊上有着自己的作品的报纸，我当时的感觉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也极大地激发了我的创作欲望，后来像《丫姥》等一系列短篇小说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写就的。高三时学校曾专门请了他与卢学义老师到学校讲课，当时夜色深沉，但同学们久久不愿散去。2002年我在长沙晚报湖南新闻部作记者，常与邵阳日报社的同志打交道，我便常打听邱刃老师的近况，后来听说退了休。而在2005时又传来惊人消息，说是邱老师因脑溢血而英年早逝。莫不令我们伤感与遗憾。

    文学社存在的时候似乎不是很长，在我应届高中毕业以后，我依稀地记得，文学社也似乎再没有了动静。但我们有一帮朋友却因此直到现在还是很好的朋友。大家上次东莞相聚时，再谈起当年的那些往事，无不充满着怀念与感动。尽管岁月不能重来，但我想文学社的同学们重聚的日子应该是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