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难》诗旨新解

——对“蜀独”问题的忧虑

马 睿

摘  要：《蜀道难》为李白诗歌代表作之一，其诗旨曾出现多种解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致有罪严武说、讽章仇兼琼说、讽玄宗幸蜀说、即事成篇别无寓意说、送友人入蜀说、寓功业难成说等多种说法，本文通过对巴蜀地区历史的梳理和整理，倾向于“忧虑割据”的说法。

主题词：蜀道 巴蜀 秦岭 割据政权 忧虑

 

蜀道难（一作古蜀道难）

噫呼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一作乃）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何（一作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方（一作相）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一作横河断海之浮云），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一作牵）。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一作入烟几千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暴（一作瀑）流争喧豗，冰（一作砯）崖转石万壑雷。其险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人（一作夫）莫开。所守或匪亲（一作人），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一作令人嗟）！

——静嘉堂藏宋蜀本《李太白文集》卷三

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秋，李白抵达长安后，与大诗人贺知章在紫极宫相会。李白便把自己这首《蜀道难》拿出来给贺看，贺还没读完便赞不绝口，称李白为“谪仙人” （李白，《对酒忆贺监二首并序》）。这样一来，李白的名声就在京城传开了（［日］松浦友久，《有关“谪仙人”称呼的几个问题》）。

那么，贺知章为什么会对这首诗大加赞赏呢？

这要先从诗的内容谈起，这首《蜀道难》大致可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从“噫呼嚱”到“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写蜀道开辟之难，突出了一个“难”字；第二部分是从“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到“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写蜀道行走之难，突出了一个“险”字；第三部分是从“剑阁峥嵘而崔嵬”至结尾，把自然地理与政治形势结合起来，写出了对“巴蜀独立”问题的忧虑，以引起人们的警惕，突出了一个“危”字。

贺知章是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年）乙未科的状元，先后在朝中担任国子四门博士、太常博士、礼部侍郎、秘书监、太子宾客等职。一直到唐玄宗天宝三年（744年），才辞官归故里。前后经历了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四代皇帝，作为宦海沉浮近五十年的老牌政治家，绝不会仅仅是赞赏李白诗中浪漫的手法、丰富的想象、磅礴的气势，更值得他赞赏的是李白对巴蜀地区暗藏 “独立”隐患的忧虑。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李白为什么会如此忧虑“蜀独”问题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从巴蜀的历史来分析。据史料记载，仅从蚕丛国建立到唐朝灭亡，“蜀独”事件就先后发生了十几起。

蚕丛国“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常璩，《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柏濩国、鱼凫国、杜宇国、开明王朝（春秋早期）；

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公元前316年）秋，秦将司马错伐蜀，蜀亡；

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四月，刘邦任汉中王，下辖汉中、巴、蜀三郡。五月，刘邦出兵攻打“三秦”；

刘玄更始二年（24年）秋，公孙述称帝，建都成都，国号“成家”；

东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年），刘焉入蜀，任益州牧；

东汉献帝兴平元年（194年），刘焉去世，其子刘璋接任益州牧；

蜀汉章武元年（221年）四月，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改元“章武”；

蜀汉章武三年（223年）四月，刘备逝世。五月，其子刘禅即位，史称“后主”，改元“建兴”；

西晋惠帝永康元年（300年）十二月，益州刺史赵廞杀害成都内史耿滕、犍为太守李密、汶山太守霍固和西夷校尉陈总，占据成都反叛，自称“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

西晋惠帝光熙元年（306年），六月，李雄在成都称帝，国号“大成”，改元“晏平”；

东晋成帝咸康元年（338年）四月，大成汉王李寿起兵反叛，攻入成都，自立为帝，国号“汉”，改元“汉兴”；

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年），十月，东晋梁州刺史司马勋反叛，自称“梁益二州牧、成都王”；

东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二月，东晋平西参军谯纵率兵攻占成都，杀害西平将军、益州刺史毛璩，自称“成都王”，其子谯明为巴州刺史，屯白帝城，蜀中大乱；

刘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九月，五城人赵广等尊奉道人程道养为“蜀王”，改元“泰始”，备置百官，并率众十余万围攻成都；

萧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年）六月，前益州刺史刘季连占据成都反叛；

萧梁元帝承圣元年（552年）四月，益州刺史萧纪即皇帝位，改元“天正”；

北周静帝大象二年（580年）八月，益州总管王谦拒绝接受免职诏书，举兵反叛；

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六月，唐玄宗逃离长安。七月，抵达成都；

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年）四月，梓州刺史段子璋反叛，自称“梁王”，改元“黄龙”；

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七月，剑南西川兵马使徐知道叛乱，派兵扼守剑阁，阻挡新任剑南西川节度使严武入蜀；

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十一月，剑南西川节度留后刘辟拒绝接受免职诏书，阻兵自守。十二月，朝廷任命刘辟为剑南西川节度使。次年正月，刘辟攻占梓州，俘获剑南东川节度使李康；

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年）十二月，忠武大将鹿晏弘攻占兴元府，驱逐山南西道节度使牛勖，自称“山南西道节度使留后”；

唐僖宗文德元年（888年）十二月，剑南西川节度使陈敬瑄拒绝接受免职诏书，反叛；

唐昭宗天佑四年（907年）四月，唐亡。九月，蜀王王建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蜀”，改元“武成”，史称“前蜀”；

一段段血淋淋的“蜀独”史充分表明了：每当中国出现大分裂时期，巴蜀地区一定会率先出现割据政权，后人把这一规律总结为“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欧阳直公，《蜀警录》）。得蜀者得天下，失蜀者失天下，争天下者必先争蜀。

那么，导致中国历史上屡屡出现“蜀独”的原因又有哪些呢？

三国时期，诸葛亮在著名的《隆中对》中曾为刘备分析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刘邦）因之以成帝业。刘璋（益州牧）暗弱，张鲁（汉中军阀）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诸葛亮劝说刘备占据巴蜀的理由有三条：一是易守难攻，地理险要；二是沃野千里，经济富裕；三是高祖刘邦曾借此成就帝业。前两条是因，第三条是果。通俗的讲就是：经济、地理与政治。

经济，是“蜀独”产生的第一个条件。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任何一个地区，如果没有坚实的经济实力为后盾，要实现政治独立都是非常困难的。

众所周知，巴蜀地区史称“天府之国”。“天府”最初有两个意思：一是星座文昌宫之名（司马迁，《史记》卷二七《天官书》）；二是负责收藏和管理周王室宝物、文书、档案库房的职官（姬旦，《周礼》《春官宗伯第三》）。后来，“天府”又逐渐引申为地域之称。从战国晚期到西汉时期，关中地区（司马迁，《史记》卷九九《刘敬孙叔通列传》）、河北地区（范晔，《后汉书》卷十九《耿弇（yǎn）列传》）都曾被称为“天府”。但到了东汉以后，“天府之国”便成了巴蜀地区的专用名词，再无变更。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四川盆地土地平坦，气温高，无霜期长，降水量多，湿度大，日照少，是典型的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特别适宜发展农业。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盆地内，长江自西而东穿行于平原、丘陵和群山之间，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渠江、乌江分别从南北注入长江，汇为一体，浩浩荡荡，东出三峡，构成一个不对称的向心状水系，水量十分丰沛。

而巴蜀之所以富裕，更主要是由于李冰父子兴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

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蜀郡郡守李冰利用岷江的自然条件兴建了都江堰工程。工程设计巧夺天工，兼具灌溉、防洪、排沙、通航多种功能。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先进、最科学、最生态和谐、至今仍在使用的无坝引水工程，堪称世界水利史上的经典。

南北朝时期，著名历史学家常璩曾高度评价都江堰对巴蜀经济的贡献，他说：李冰让人堵住江水并修筑了分水堤，让分水堤穿过郫江、检江，并分出了支流，形成两股水流从郡下流过。用这两股水流溉灌这几个郡，又开辟了许多稻田。于是蜀地肥沃的土地纵横千里，当时号称为“陆海”。干旱时，就引水浸润田地。下雨时，就堵塞住水闸，把水关住。所以史书上说：“（蜀地）水旱从人，不知饥谨，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常璩，《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都江堰建成后，巴蜀地区水旱灾害极少，民众生活稳定，地方上的豪族大姓也随之大量产生。汉代文学家扬雄曾用直白的语言描述说：“百金之家，千金之公，干池泄澳，观鱼于江。若其吉日嘉会，期于倍春之阴，迎夏之阳，侯、罗、司马，郭、范、畾、杨，置酒乎荥川之闲宅，设坐乎华都之高堂。延帷扬幕，接帐连冈”（扬雄，《蜀都赋》）。

随着农业的发展，巴蜀地区的纺织、冶金、制玉、制陶、竹木器、矿业、酿酒等手工业也相当发达。尤其是蜀锦、蜀酒、邛杖等产品，以质地优良著称，远销天竺、大食、滇、夜郎等地，成为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

地理，是“蜀独”产生的第二个条件。

巴蜀地处我国西南内陆腹地，西临青藏高原，北拥秦巴山脉，东据长江三峡，南依云贵高原。在冷兵器时代，中原王朝要进攻巴蜀，一般是从北（秦岭）、东（三峡）两个方向进军。因此，巴蜀地区的地方实力派只要能控制住蜀道和长江，便可高枕无忧。由于长江自西向东入海，外敌从三峡进攻巴蜀属于逆水行舟，必须靠纤夫拉纤。拉纤行船不仅费时费力，而且极易被驻军发现。在依靠人力和风力行船的古代，相对而言，秦岭又比三峡的战略地位重要得多。

广义的秦岭，西起甘肃省临潭县白石山，以迭山与昆仑山脉分界。向东经天水南部的麦积山进入陕西，在陕西与河南交界处分为三支，北支为崤山，余脉沿黄河南岸向东延伸，通称邙山；中支为熊耳山；南支为伏牛山，山脉南部一小部分由陕西延伸至湖北郧县。秦岭东西长1600公里，南北宽300公里，幅员辽阔，气势磅礴，蔚为壮观。狭义的秦岭，是指秦岭山脉中段，位于陕西省中部的一部分。又因位于关中以南，而名“南山”、“终南山”。由于山体雄伟，势如屏壁。因此，历来是“夫南山，天下之大阻也”（班固，《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乃“九州之险”。

蜀道之所以险阻，与秦岭的地质结构复杂密切相关。早在4亿年前，秦岭北部就已上升为陆地，遭受剥蚀。在距今3.75亿年的加里东造山运动中，秦岭南部隆出海面。到2.3亿年前的海西造山运动时，秦岭北部继续崛起上升。1.95亿年前，又受印支造山运动影响，秦岭山脉基本成型。距今8千万年的燕山造山运动使秦岭在形成以断块活动为主的南北褶皱带构造格架后，秦岭又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作用下，经大幅度的块断式垂直升降运动而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悬崖绝壁与崇山峻岭。

正是由于秦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因而巴蜀的地方官常常利用朝廷控制力下降，兴兵作乱，实现其武装割据的政治野心。

李白这首诗一开始便说“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据史料记载：“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常璩，《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这里的“蚕丛国”，应该是历史上首个“蜀独”政权了吧。

南齐时，益州刺史刘季连在起兵反叛时就公开说：“据天险之地，握此盛兵，进可以匡社稷（夺取全国政权），退不失做刘备（武装割据巴蜀），欲以此安归乎？”（李延寿，《南史》卷十三《刘季连传》）。北周时，益州总管王谦在起兵反对执掌朝政的杨坚时也认为：“以地有江山之险，进可以立功，退可以自守”（令狐德，《周书》卷二一《王谦传》）。由此可见，刘季连、王谦几乎是赤裸裸地说出了地理条件对“蜀独”的重要性。

在蜀道沿线的众多关隘中，尤以剑门关最为险要，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中之险”。三国末期，蜀将姜维仅以4万兵力据守剑门关，竟然抵挡了魏将钟会所率领的15万兵力的轮番进攻，可见剑门地势之险要。所以从古到今，但凡巴蜀的军队能成功扼守住秦岭、剑门关和三峡，便可称孤道寡，自立为王。

历史上的蜀道有很多条线路，从李白诗中出现的太白山、青泥岭、剑阁等地名来判断，李白笔下的蜀道应该是褒斜道（陕西段）和金牛道（四川段）。这条蜀道既是唐代由陕入蜀的官道，也是“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入蜀所走的道路。

下面，我们就以唐玄宗入蜀线路大致了解一下这条蜀道的概况：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九日，身兼范阳、平卢和河东三郡节度使的安禄山以奉密诏讨杨国忠为借口于范阳（今北京）举兵造反。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初十日，唐玄宗在兴庆宫勤政楼亲自召集文武大臣商议对策，采纳宰相杨国忠“入蜀避难”的建议。

六月十三日（乙未）凌晨，唐玄宗携杨贵妃、诸皇子、亲信大臣等西出禁苑延秋门，开始逃亡。先后经过便桥（咸阳桥）→望贤宫（今陕西省咸阳市渭滨街道办事处）→温泉驿→金城县槐里驿（今陕西省兴平市）→马嵬驿（今陕西省兴平市马嵬镇）→扶风县（今陕西省扶风县城关镇）→扶风郡（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城）→陈仓县（今陕西省宝鸡市东十里铺）→三交城（今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神农镇益门堡）→大散关（今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大散岭）→黄牛岭（今陕西省宝鸡市凤县黄牛铺镇）→黄花县（今陕西省宝鸡市凤县红花铺镇草凉驿）→河池郡治梁泉县（今陕西省宝鸡市凤县凤州镇）→两当县（今甘肃省两当县杨店乡）→河池县（今甘肃省徽县西银杏树乡）→青泥岭（今陕西省略阳县青泥河乡）→苌举县（今陕西省略阳县白江水镇长峰村）→鸣水县（今陕西省略阳县乐素河北岸）→顺政县兴城关（今陕西省略阳县城关镇）→三泉县（今陕西省略阳县阳平关镇擂鼓台村）→益昌郡治绵谷县（今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嘉陵江东岸）→吉柏江（今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昭化镇东门外两江汇合处）→益昌县（今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昭化镇）→白卫岭（今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大朝乡）→小剑戍故城→剑门关（今四川省剑阁县剑门关镇）→大剑山口（今剑门山）→普安郡治普安县（今四川省剑阁县普安镇）→武连县（今四川省剑阁县武连镇）→上亭驿（今四川省绵阳市梓潼县演武乡南上亭铺村）→梓潼县（今四川省绵阳市梓潼县文昌镇）→巴西郡魏城县（今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魏城镇）→奉济驿（今四川省绵阳市仙海区西北）→巴西郡巴西县（今四川省绵阳市区东）→罗江县（今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县罗江镇）→白马关（今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县白马关镇）→德阳郡德阳县（今四川省德阳市区）→德阳郡治雒县（今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蜀郡新都县（今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天廻驿（今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七里亭（今四川省成都北门外七里）→升仙桥（今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升仙湖）→蜀郡（今四川省成都市）。

尾大不掉，是“蜀独”产生的第三个条件。

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战争往往是政治的延续，是为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之一。

细读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蜀独”现象往往出现在中央王朝政治混乱的衰亡期。凡是中央王朝处在政治清明的上升期，地方官即使有“蜀独”之心，也无“蜀独”之胆。哪怕是已“蜀独”多年的割据政权，也会很快被中央王朝统一。对于这一点，三国时代的张悌看得最清楚。

三国末期，魏国出兵伐蜀，有人对吴国的张悌说：“司马氏夺得魏国政权以来，屡屡发动战争，百姓内心未服。现在又劳力费神去远征蜀国，失败尚且不暇，岂能攻克！”

但张悌却反驳说：“不对，曹操虽功盖中国，老百姓只畏惧他的威势但却不感怀其恩德。曹丕、曹睿继位后，刑法和劳役十分繁重，战争几乎没有停歇过。司马懿父子两代人都立有大功，废除了曹氏的苛政，施行仁政，拯救了百姓的疾苦，民心所向已经很久了。因此，淮南三次叛乱，而京城军民不受惊扰；皇帝曹髦被司马氏杀害，地方上也没什么动静。司马氏能够任用贤臣，贤臣也都忠心尽力，政权已经十分稳固，篡位的计谋已经成功了。现在，蜀国内部宦官专权，朝廷没有正确的政令，加之战争频繁，人民和兵卒都疲劳不堪。姜维只顾着对外作战，却不加强守备。二者强弱不同，魏国的智谋之士也比蜀国多。现在，魏国趁蜀国危险而进攻，肯定攻无不克。噫！你所高兴的事情，正是我的忧虑啊”（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七八，魏元帝景元四年）。

而且，当中央政权处于兴旺发达的上升期时，皇帝对于消灭“蜀独”问题往往拥有充分的自信。

北宋仁宗时期，四川有个老秀才献诗给成都知府，主张“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成都知府认为这是明目张胆的煽动造反，便把他关押起来，并马上向朝廷报告此事。按照历朝历代的法律，此人都该予以严惩，但宋仁宗赵祯却批复说：“这是老秀才急于做官，不足以治罪。可以给他一个司户参军的职务，不参与政务，安排到边远小郡。”结果这位老秀才上任还不足一年，便羞愧而死（朱弁，《曲洧旧闻》卷一）。

正因为多次出现“蜀独”现象，中央政府往往容易对巴蜀的地方官产生猜忌之心，这也使得地方官忧心忡忡。

唐德宗贞元年间，韦皋兼任剑南节度使、中书令、太尉、南康郡王等职务。这时，有人认为韦皋的权力太大，有可能会造反，社会舆论对韦皋十分不利。有一次，文士陆畅前往拜谒韦皋，特地献上一首自己的《蜀道易》，诗中写到：“蜀道易，易于履平地。”韦皋读后大为感激，赠给陆畅八百疋绫罗。（尤袤，《全唐诗话》之“陆畅”条；李绰，《尚书故实》）

由此可见，三个条件之中，政治隐患才是酿成“蜀独”最关键的要素。

李白之所以在诗中说：“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正是与唐朝当时的政治隐患有关。

唐睿宗景云元年（710年），朝廷为了加强边境的防御，在重要的边境地区设立军镇（也叫“藩镇”），军镇的长官叫“节度使”。节度使不仅带领军队，而且还兼管地方的行政和财政，权力很大。按惯例，节度使如果立了大功，还可以调到京城担任宰相。

当时的宰相是大奸臣李林甫，他不但排挤朝廷的文臣，还非常猜忌边境上的这些节度使。

当时，军镇将领中有一些是少数民族（胡人）。李林甫觉得胡人将领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有的甚至不识字。即使立了功劳，也不会调到京城当宰相。于是，他就在唐玄宗面前极力主张重用胡人出任节度使，理由是胡人骁勇善战，而且跟朝臣没什么复杂的关系，靠得住。唐玄宗本来就最怕边境的节度使造反，就听信了李林甫的话，提拔了一大批胡人担任节度使。

这些胡人出身的节度使，虽然骁勇善战，但是对汉族传统的忠、孝、仁、义等儒家文化知之甚少，也不感兴趣。他们的眼里只认金帛、女子和官爵，信奉的是实力与地位，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是赤裸裸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而在所有的胡人节度使中，野心最大、地盘最广、实力最强的就是安禄山。

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年），朝廷在巴蜀地区也设立了剑南节度使。辖区包括益、彭、蜀、汉、眉、绵、梓、遂、邛、剑、荣、陵、嘉、普、资、巂、黎、戎、维、茂、简、龙、雅、泸、合等25个州和昆明军。后来又增加了翼、当、柘、松、恭、姚、悉、奉、霸等9个州和保宁都护府，统辖天宝军、平戎军、宁远军、江南军、澄川军。不仅地盘大、军队多，而且是唐朝在西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

当时，陆续担任剑南节度使的是章仇兼琼（739－746年）、郭虚己（746-749年）、鲜于仲通（750－751年）、杨国忠（751－752年）、崔圆（752－754年）。在这几个人中，章仇兼琼是杨国忠的举荐人；郭虚己先后用兵于吐蕃、羌族和南诏；鲜于仲通率军远征南诏，二十多万人全军覆没，仅以身免；杨国忠则是个彻头彻底的奸佞小人，靠着同曾祖父的族妹杨玉环的裙带关系权倾朝野；崔圆才具平庸，是因迎接唐玄宗入蜀有功，才获提拔。

正因李白看到了巴蜀地区当时的政治条件对唐王朝十分不利，极有可能发生“蜀独”的危险，才大声疾呼“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当他的呐喊无人理会时，只好“侧身西望令人嗟！”

然而，李白的呐喊并不是没有知音，贺知章就是其中之一。

 

（作者系江油市委宣传部新闻股股长，邮编621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