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现在剩下最便宜的票就是680元了？”当25岁的郭颖拨通了帕瓦罗蒂北京演唱会的售票热线后不禁愣住了。

郭颖是北京师范大学音乐专业的一名硕士研究生，尽管她特别喜爱音乐、话剧等文艺演出，但与其他囊中羞涩的学生一样，看演出是她生活中最大的奢侈。

帕瓦罗蒂全球告别中国巡演北京演唱会是她盼望已久的，可当她欲购票时，最低票价已经是680元了，剩下的1380元、1980元、2680元的价位让她望而却步。

“没想到这场演出对我们这些穷学生根本没有任何优惠！外地的同学总羡慕我在北京可以有很多观看演出的机会，可这么贵的票价我们学生怎么买得起呢？”郭颖向记者抱怨道。

◆     “高票价”让我们望而却步

事实上，不仅是郭颖这些在校生对高票价望而却步，就连一些中等收入的外企白领也坦言接受不了高票价。

小王在北京某外企工作，前段日子很想看看人艺的经典话剧《茶馆》，可是，从100元到680元的票价最终让她打消了念头。“最低票价100元的位置离舞台特别远，根本看不清演出，还不如花十几元钱买张碟在家观看更清楚呢。”小王如是说。

通过调查记者发现，在北京的工薪阶层中，持这种消费心理的人不在少数。固然北京的文化演出形式丰富多样，音乐会、演唱会、歌舞剧、话剧、戏曲、电影等等，不一而足，但动辄过千元的高票价却挡住了许多人的脚步，成为了文化产业建设的“拦路虎”。

◆     “高票价”造成人们文化消费意识淡薄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的桂青山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内地文化演出票价一直居高不下，主要是由于演出商把演出的高成本转嫁到了票价上。从单场演出来看，票价高固然可以保证盈利，但是票价高将导致出票率低，因此，票房整体回收的风险反而会更大。更为严重的是，持续的高票价会使文化演出离人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远，造成人们文化消费意识淡化。

电影的高票价问题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在北京，一部普通国产影片的票价是30元，而一些稍有名气的导演拍摄的所谓大片则是60元。在目前我国国民收入水平普遍偏低的情况下，又有多少人能够经常去电影院看电影呢？久而久之，观众被培养了从碟片和网络上欣赏电影的习惯，如此一来电影院的票房又如何得到保证呢？2005年陈凯歌的《无极》首映票价1888元，噱头出尽，制片方也高呼赚了个钵满盆溢，但这种追求短期效益、一支独秀的做法，是整个文化产业建设中不可取的。降低票价，规范市场，唤起人们的文化消费意识已经迫在眉睫。

◆     缺失的不是观众，而是规范化的市场行为

在我国的文化演出市场中，还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黄牛党”倒卖门票的现象屡禁不止。

在采访中，郭颖说起了她看演出的一个“诀窍”，对于价位高而自己非常想听的音乐会，她会一直守候在剧场门口，等音乐会开始十多分钟后，“黄牛党”们就会开始低价甩票，这时就可以如愿以偿了。可见，文化产业链条上缺失的不是观众，而是一种规范化的市场行为与售票机制。

桂青山教授认为，演出商将高出场费、高宣传费、高场租费等高成本转嫁给观众，进而陷入了“高价门票、高上座率、低收益”的怪圈，根本原因在于从业者没有树立完整的产业化意识。单场演出票价的飙升，使有效的文化市场份额日益萎缩，这种单一的、短期的繁荣只是一种假相，若继续恶性循环下去，最终将沦落为零散的小沙龙形式，戕害整个文化产业的持续发展。

◆     多少钱的票价我们可以接受？

文化演出的票价到底该如何降、降到多少呢？在记者的调查中，对于音乐会、歌舞剧、演唱会等大型文艺演出，学生可以接受的票价在80元以内，工薪阶层在200元左右；而对于话剧、电影等文化消费，学生接受的票价维持在10元左右，工薪阶层在30元。

显然，目前文化演出市场的票价距离这个结果还十分遥远。有关资料显示，在欧美，一场高水平的音乐会，最高门票通常为50美元或50欧元（约合人民币415－540元）；在日本，音乐剧门票上限是1万日元（约合人民币740元）；在香港，最高票价不会超过500港元（约合人民币525元）。相比之下，就我国目前的国民收入而言，动辄过千的票价简直就是天价！

为了改变文化演出市场的“高票价”现状，政府部门已开始努力用“无形之手”进行宏观调控。2005年9月1日，政府管理部门颁布实施了《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对赠票、假唱、公款追星等导致票价虚高的行为明令禁止。与之相呼应，演出商们也开始反思并努力降低票价。在各方努力下，北京的文化演出票价已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但是，北京演出市场的“高票价”现状并非简单的降价就能解决的，市场的规范仍然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有关法律法规的出台也需要深入的考察和理性的思考。为此，我们的政府管理部门、演出商等从业者，甚至作为消费者的我们自己，都还需要付出相当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