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我所尊敬的两位批评家在微信朋友圈里就《他用一支笔战胜了一个“超级大国”》讨论俄苏文学，认为托尔斯泰和索尔仁尼琴是这个民族最伟大的两个作家。其中的王先生给出的理由是：“托翁和索爷，这两者都高不可攀，比肩托翁需要超群智慧；赶超索爷，需要有赴死的勇气。常人都做不到。”我深受启发，忍不住插了一句：“或许帕斯捷尔纳克可以站在这两位大作家之间。”刚刚读罢他的《日瓦戈医生》，觉得仅凭1958年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一部长篇小说，帕斯捷尔纳克就可以和托翁和索爷比肩而立了，何况帕翁本色是诗人，他还有不少“心事浩茫连广宇”的深邃诗章呢。

二十多年前曾看过同名电影，情节虽然大都忘记了，可片曲的忧郁感伤和人物的悲惨命运，则一直萦绕心头。此刻我无力也觉得没有必要再为这部伟大的长篇小说写些什么了，因为仅在汉语文学界，对《日瓦戈医生》的介绍、评论就有海量了，况且在当下，不着实际地说来道去，不如将深切的感受楔进心底为好。

然而由于伤怀，我还是不能不说说作品中的几个主角：日瓦戈医生，这个真诚善良、有着高洁灵魂和渊博学识的知识分子，正值壮年，就被战乱、恐惧、饥寒等一大堆苦难以及他本人雾罩山林般的忧思夺去了生命；安季波夫，这个战功赫赫的红军指挥员，白军消灭后，却被自己的组织所追杀，在想见妻子女儿一面都不成的绝望中，自杀在西伯利亚的雪地中；拉拉，这个集恶棍科马洛夫斯基玩偶、安季波夫妻子和日瓦戈情人于一身的奇女子，妩媚热情却又纷纭复杂，但她始终对谁都没有伤害啊，却在扶棺痛哭日瓦戈不久旋即被捕，“死在北方数不清的普通集中营或女子集中营中的某一个里，或者不知去向。”唯有日瓦戈的妻子冬妮娅活着，这个高雅娴静却又能吃苦受力的女子，竟和有着著名化学教授声誉的爸爸以及两个幼小的孩子一道被驱逐去国，从此和蒙难中的丈夫生离死别。帕斯捷尔纳克说，他写作《日瓦戈医生》，是为家乡俄罗斯的美丽哭泣；而今我读这部名著，忍不住几欲为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哭泣。

我把王家新的诗和李大兴的文，放在这儿，读过《日瓦戈医生》，我对此诗此文有了更深切的共鸣。

附2：

永远的日瓦戈医生
李大兴

一 

在爱乐人群里有一个很流行的游戏：假如你被流放到一个孤岛上，只允许你带一张唱片你会带哪一张？我曾经读到一篇文章，作者说他会带大卫·奥依斯特拉赫1955年首演的肖斯塔科维奇小提琴协奏曲。有相当一段时间，这张唱片也是我的首选，我曾经在北美冬夜听着它写了一首题为“漫长的冬天”的诗：

不要说春天已不远

虽然今日晴朗

冬天并不曾过去

一代精英还没如金斯伯格予言

奔向坟场

只不过深陷雾霾

我曾那样向往南方

却半生徘徊在雪中小路

脚印丈量

梦与现实的距离

电子眼冷静注视

失忆的游客喧嚣

肖斯塔科维奇小提琴协奏曲里

有撕帛的声音

如果只能带一本小说的话，我很可能会选择《日瓦戈医生》。我是泪点很高的人，而且越是煽情的文字越不会被感动，可是《日瓦戈医生》那安静的笔调每次读时都让我莫名其妙地伤感。初识帕斯捷尔纳克，是从家里一本1959年中苏关系尚未破裂时跟着老大哥摇旗呐喊的内部批判文集。若干篇上纲上线的大批判文章后，约一半篇幅是供批判用的《日瓦戈医生》节译。文阁时家里的书柜被贴了封条，巨大的叉字和高压的气氛让我好几年只能够隔着玻璃看柜子里一排排的书名。1970年搬家的时候，书一摞一摞被母亲用报纸包起来。搬到永安南里以后，很多书依旧隐藏在报纸里。所以我虽从小被誉为“吃书的孩子”，还是时不时能够从家里的犄角旮旯找出些没有读过的书。
    有一次打开书柜，在已经排好的一排书背后，发现一个纸包，打开来有几本书，我都没有读过，其中一本就是《日瓦戈医生》节选本。严厉语气的背后，这本书倒也透露了那段史实：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不久遭遇围剿，他不愿离开祖国，被迫选择发表公开信辞退获奖，不久即患癌郁郁而终。很多年以后，我了解到他不仅因为不肯liu亡，更是为了他心爱的奥尔嘉·伊文斯卡娅免于迫hai。然而帮助他把手稿传到国外出版的伊文斯卡娅最终还是躲不过牢狱之祸。
    据说拉拉身上就有奥尔嘉的影子，日瓦戈医生死后拉拉对他告别时的话在遥远的七十年代让我泪流满面：“我们又在一起了，尤罗奇卡。上帝再次让我们重逢……你的离开，我的结束，有某种巨大的、无法取代的东西。生命的谜，死亡的谜，天才的魅力，质朴的魅力，这大概只有我们俩才懂。”那时我还是个少年，并不理解只有历史与爱情才具备这种宛如扑面而来的钱塘潮水压倒一切、令我毕生难忘的力量。

二

五十年代人们耳熟能详的口号之一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六十年代随着反修防修、中苏交恶，这句话迅速被埋葬。我们几代人成长的社会环境，有前苏联深深的痕迹，不仅是社会结构与体制，更深层的是语言观念、思维方式以至于个人心理上的自我束缚。也因为如此我们对前苏联文学很容易亲近。年纪其实不老的网友数帆老人，曾经相当详细地记述了1949年后的苏联文学阅读史，其中的绝大多数作家，70后以降都不知道。
    随着苏联的消失，其文学作品也就成了过眼烟云。曾经在苏联主流媒体推崇下风行一时的作品，如今乏人问津，就连萧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现在知道的人都不多。大抵文学若时代烙印太深又没有穿透人性的力量，就难免浮云的命运；避重就轻乃至是粉饰升平的，在某个时代拐点更难免速朽。

数帆老人枚举的苏联文学作品数量之多，令人瞠目结舌，绝大部分出版在五十年代。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研究统计，感觉上只怕比其他国家的翻译作品总和加起来都要多。难怪一代人的阅读记忆不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卓雅与舒拉的故事》，加上国产的《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红旗谱》，革命教育就这样浸进潜意识之中。
    我小时候是文阁时期，这些书都成了毒草，一代儿童没有书可看，能够半地下找到的，大多数还是这些书。我是非常幸运的，跟着兄长很早就读过《带星星的火车票》、《解冻》、《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而且接触到俄罗斯的传统，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然而直到八十年代，有几人知道俄罗斯曾经有过一个璀璨的“白银时代”，却在前苏联时期被人为割断？尤其是那些诗人的名字：曼德尔海姆、茨维塔诺娃、阿赫玛托娃，他们的遭际无一不令人扼腕：或死于流放，或在大清洗中不知所终，或精神分裂。几代人的底色，是革命文学加苏联文学，再以内部发行的灰皮书黄皮书方式零星接触西方文学。
   这一情形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知识结构破碎的由来，随着岁月流逝，其潜移默化与见识思维的混乱日渐凸显。新月派诗歌被批判、九叶派诗人大多改行，俄苏诗歌只知道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革命诗歌的夸张泰半来自俄语译本。我们仅仅由于孤陋寡闻，才错觉得那就是全部。

三

2008年，北岛兄赠我《时间的玫瑰》，其中有关帕斯捷尔纳克一篇尤其传神。在芝加哥寒冷的二月，读《二月》令人忧伤：

二月，墨水哭泣在悲声中叙述当轰响的泥浆点燃黑色的春天……
融雪处露出黑色风被尖叫声犁过越是偶然就越是真实痛哭着写成诗

在这里“黑色”、“尖叫”是具撕裂性的象征，“越是偶然就越是真实 ”则是点睛之笔。同为“白银时代”人的帕斯捷尔纳克能善终其实是偶然与相对幸运的，他先得到布哈林赏识，后来可能因为翻译过格鲁吉亚的文学作品，得以逃过斯大林的大清洗，活到了解冻时期，否则就连《日瓦戈医生》也没有了。虽然晚年因《日瓦戈医生》获诺贝尔文学奖受批判，但毕竟赫鲁晓夫时代不会把他投进监狱，顶多调动些年青人在他家门口鼓噪示威，让敏感的诗人整日不得安宁。帕斯捷尔纳克去世后，千万民众自发涌至，李赫特、尤金娜专程来为他弹琴送别。

索尔仁尼琴在破除前苏联的谎言方面居功厥伟，然而也正因为此，他更多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批判者。与索翁不同，在帕斯捷尔纳克那里，文学更多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提供一个与现实疏离从而叙述真实的视角。其中的深邃与幽微首先是通过个人的困境、生命的无力感、与外部世界的冲突及挫折显现。这一切都具有深刻痛苦的特质，然而内心的烛光从未熄灭。帕斯捷尔纳克不以小说著称，然诗人文字别具凝练之美。
   《日瓦戈医生》甫出即获诺贝尔文学奖，为该奖史上仅见，决非因为作者早在中年即是名满欧洲的诗人，更非如前苏联所想象的那样出于冷战需要。即使读的两个译本中文都颇值得商榷，即使可能还是从英译本转译的，也能读得惊心动魄：“他左边太阳穴下面的雪凝聚成红块，浸在血泊中。四外喷出的血珠同雪花滚成红色的小球，像上冻的花揪果。”

在我看来，《日瓦戈医生》里的人物也极具历史象征意义：日瓦戈对现实的迷茫彷徨、对美与变幻的敏感、游离于动荡时代之外的清醒与理想主义精神的混合、在暴力、愚昧与权力面前的无力感，堪称白银时代俄国知识分子精神如诗如歌的写照，在经历战争、目睹惨剧、失去爱人后，在斯大林铁腕统治下的前苏联，倒毙街头是一种很自然的结局。

拉娜的美丽温柔、和爱情以及其它美好事物一道，不能见容于人世间，在安葬了爱人后，消失在远方的集中营。然而尤让人悲从中来的是结局：日瓦戈的朋友米沙和尼基尔大清洗劫后余生，在二战中成为军官，邂逅洗衣女孩丹尼娅，闲聊之间发现她就是日瓦戈与拉娜的女儿，在流浪俄罗斯中长大，而丹尼娅对自己的身世及父母一无所知。

与人物众多、基于史实的《古拉格群岛》不同，《日瓦戈医生》是一部多少有一点夫子自道的作品。这里没有揭露历史真相与批判的使命感，而是内敛感伤的叙述，仅此而已：“历史上这种事已经发生过几次了。高尚的、理想的、深沉的变粗俗了，物质化了。这样希腊成为罗马，这样俄国教育变成俄国革命。”

颇具讽刺性的是帕斯捷尔纳克在写这部小说时其实满怀希望：“尽管战后人们所期待的清醒和解放没有伴随着胜利一起到来，但在战后的所有年代里，自由的征兆仍然弥漫在空气中，并构成这些年代唯一的历史内容。”然而《日瓦戈医生》在祖国出版要等到作者辞世三十年后。

四

七月中旬读到一条消息，著名埃及演员奥马尔沙里夫逝世。我想起1982年，那时候留学生里很少有人拥有录像机，来自台湾的同学廖兄年长几岁，不仅有录像机，还娶了一位家政系毕业的美丽夫人。他和我几乎一见如故，经常招呼我和另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黄兄去他家，先品尝嫂夫人的手艺，然后看电影或者打麻将。
    我就是在他家的15寸彩电上第一次看到沙里夫主演的《阿拉伯的劳伦斯》，那应该是我最早看到的西方大片之一吧，当时感动得不得了。所以一两年后，发现他还主演了《日瓦戈医生》，立马就租了录像带来看。1965年底上演的《日瓦戈医生》应该是沙里夫的巅峰之作，他因此获得金球奖。

《日瓦戈医生》没有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1966年大奖授予了如今家喻户晓的《音乐之声》。这也是再自然不过的：铁幕那边的故事，是不会像爱情加英雄主义的音乐剧那样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

很难想像沙里夫这位英俊潇洒的演员竟然还是一位桥牌高手，《芝加哥论坛报》副刊八九十年代那些每日一小篇的桥牌文章，部分就是他撰写的，我刚来美国时没有桥牌打,时常读那些文章解渴。这个埃及人在英国导演根据俄罗斯小说改编、演员和场景全部在苏联以外的电影里大放异彩，如今人们说起日瓦戈医生多半是他在电影里戴皮帽、胡须上落满雪花的形象。

一般说来，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多半以牺牲语言、压缩情节为代价，《日瓦戈医生》也不例外。原著里富于思考的段落和诗意象征的语言，电影无法表现，众多的人物也不得不割爱。为了电影叙事的氛围，增加了寻找不知所终的丹尼娅，对她回忆日瓦戈医生的结构。故事性自然是更完整了，但是也就无可避免地故事大于思想，大于批判性。

不过电影的魅力毕竟无远弗届，能够抵达大多数人心灵的还是故事与画面。半个世纪后电影《日瓦戈医生》也成为经典，经典到在每个郊区小镇图书馆都可以找到这部电影。我在世纪末曾经离群索居，某个雪夜闲来无事，就去借了《日瓦戈医生》。看完以后，并没有像第一次看这部电影那样热泪盈眶，我已经不再年轻，不再容易被故事打动，而是望着故事背后的西伯利亚远方，感受雪夜的悲凉。

几年前开始收集黑胶，在旧书店里，看见《日瓦戈医生》电影音乐黑胶，欣喜地买了下来，当年获得奥斯卡奖的配乐，的确百听不厌。不过很快我就发现，《日瓦戈医生》电影音乐的黑胶遍地都是，只要一美金就能买到品相很好的，而且几乎没有人买。在阳光明媚的秋日下午，走出唱片店，车流熙熙攘攘，想象着此时此刻，莫斯科与北京的街道，也是天空晴朗，一片祥和。日瓦戈医生仿佛已经很遥远，在八月末的电车上，一阵雷声后，他挣扎着，然后倒下，和他的时代一起。

本文原载于《经济观察报》，经作者授权后发出。

    作者简介：:李大兴，1980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翌年留学日本，后赴美定居。作品见于《读书》《财新周刊》《经济观察报》等，著有《在生命这袭华袍背后》《诗与远方的往事今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