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剧的困境与发展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人们文化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尤其是遭遇了新型传媒的强烈冲击，导致越剧的观众大量流失，票房逐年下降，越剧陷入了不景气的困境中。剧目数目的锐减和专业人才的流失，使我们感受到经济转型时期给文化事业带来的剧剧阵痛，这也是迎接再次繁荣之前的痛苦磨砺。

　　二十年前，上海越剧院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上海越剧院院长吕瑞英宣布了一项重大决定，同意由徐玉兰、王文娟领衔组建“红楼越剧团”，人事、财务、演出三权独立，为了鼓励“出戏、出人”走改革之路，给予一定的政策性补贴。除个人工资与办公费原封不动外，剧团的一切开支自理。二年后红楼剧团由“政策性补贴”转为“自负盈亏”这一次改革的力度是很大的，但在触及到深层次问题时，还是显得无能为力，给后人留下了一首未完成的“红楼协奏曲”。

　　在杭州风景旅游区的黄龙洞，活跃着一支体制外的表演艺术团体—黄龙洞越剧团。这个团体实行自负盈亏，不要国家一分钱，以西湖新十景之一的“黄龙吐翠”为平台，将演出作为游览景点的构成部分。每年演出多达一千余场，仅2005年观众就达80多万人次。杭州有近万名越迷，购买了景点全年月票，仅这一笔的收入就相当可观。用一个剧团激活一个景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越剧在黄龙洞景区成了一块金色招牌。

　　在浙江省台州市的城乡，活跃着几百家民间职业剧团，他们占据了广大的农村演出市场。一个民间职业剧团，一年中的演出达六百多场，而在越剧故乡嵊州。据2005年统计，共有112家民间职业剧团，从艺人员4300多人，演出场次35800多场，观众达3000多万人，年收益高达5100多万元。原来是国有剧团演员的陈欣，现是温岭市越剧一团团长，一个民间职业剧团的当家人。这个团采用灵活的管理模式，人员流动性大，演员一般接受过专业训练，一专多能，既唱头肩，也跑龙套，没有终身制的“铁饭碗”，实行“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经济上实行自负盈亏。国家没有任何投入和风险，团长既是法人，也是经纪人，又是演员或导演，主要演员的年收入一般在三万元到四万元之间。民间职业剧团拥有几十台传统大戏，演出场地大多在农村。演出的剧目符合文化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观众可以任意点戏，除大戏外，他们还会“落地唱书”编演一些即兴节目，中间还演唱流行歌曲。这样的“艺术大拼盘”像大杂院，但很受农民观众的喜爱。在第二届中国民间越剧节举行期间，民间职业剧团的演员们得到了一个让他们十分振奋的消息，他们也可以像国有剧团的演员一样，评定艺术职称，这标志着政府对他们这种“草台”的认可。

　　浙江越剧界凭借着一批名牌剧目和名牌演员，牢牢扎根于演出市场之中谋求发展。

　　1995年浙江省举办了“全国万里行”的商业巡回演出，横跨大半个中国，行程三万多公里，演出196场，演出收入158万元。这次演出再一次验证了文化名牌的市场效应。“名团，名戏，名演员”一个都不能少。社会各界对浙江越剧小百花的爱护引来了一场“护花行动”。浙江省人民政府出资100万元，企业界首批捐赠100万元，成立了浙江小百花越剧基金会。在庆祝浙江越剧团成立二十周年的日子里，人们更多的是关心“小百花”的明天和未来，更希望看到新一代小百花的盛开。

　　在纪念越剧诞生九十周年的日子里，袁雪芬回到了久别的家乡，对于这样一位功成名就的艺术家而言，她关注的依然是越剧的未来，因为越剧是她生命的全部。十年前，嵊州艺术学校招生时，范瑞娟和傅全香来到孩子们中间，范瑞娟亲自从上海赶来担任主考官。当时学校招收名额仅为50人，可前来报名的孩子有一万两千多名，这个场面范瑞娟至今难以忘怀，她从中看到了越剧的希望。如今这批孩子经过六年专业培训和文化学习，已经成为越剧的新一代传人。

http://culture.zjol.com.cn/05culture/system/2006/03/28/00653842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