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宋史的书，虞春看了不少本，手边能随意翻阅的有《宋朝十讲》、《宋史疑云》、《刀锋上的文明》和《铁血强宋》，这些书大都着眼于军事，着眼于宋辽、宋金和宋夏关系，着眼于揭露宋徽宗玩物丧志，抨击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残害忠良岳飞，以至于丧失收复大好河山的机会，常常纠结于宋朝军事力量的强与弱与“积弱积贫”，而关乎民生的几乎没人研究，因此，当虞春第一次知道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说出“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时，不免有些不解，在虞春看来，春秋战国时期尤其是春秋时期的华夏其实更可爱，宋朝有什么特别的吗？而当虞春读到《重新发现宋朝》时，才发展自己是多么的孤陋寡闻。

作者吴钩显然是以西方文明以及西方社会构成作为参照系的，大家对此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毋庸置疑，西方文明中的人们享受到了更多的民主和自由，得到了国家和政府更多的关爱，因此现阶段的西方文明呈现世界大同的倾向。

那么吴钩是如何介绍宋朝的民生的呢？我们不妨顺着他的思路作一归纳总结，大致可分成七个方面。

1.   宋朝是个人与人之间高度信任的社会

高度信任社会的显明标志就是陌生人之间相互信任，简言之就是互相不设防。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可以“傻”一点，不必操心着防人。虞春在旅游中发现，与国内少数民族人以及外国人相处其实很简单，恰恰与自己的汉族同胞相处反倒觉得累，处处要提防着过日子。

吴钩在书中举了三个城市的记载来描述宋代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

“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在北宋汴梁（今开封），商民最重‘人情高谊’，若见外地人为京都人凌欺，‘众必救护之’。遇有官府接手处理民事纠纷，众商民也‘横身劝救’，甚至有人愿出酒食，请官方出面调解，也不怕麻烦。外地商人刚至京城租住，人生地不熟，这时邻居都会过来帮衬，送上汤茶，指引怎么做买卖之类。更有‘提茶瓶之人’，每日在邻里之间互相送茶，相问动静。凡有红白喜事之家，‘人皆盈门’，都是前来帮忙的。批发美酒的大酒家，只要那些酒户来打过三两次就，便敢将价值三五百贯的银制酒器借与人家，甚至贫下人家来酒店叫酒待客，酒店亦用银器供送，对连夜饮酒者，次日才将银器取回，也不用担心有人侵吞这些珍贵的酒器。

“宋人王明清的《摭青杂说》记载，京师白矾楼旁边有间茶肆，‘甚潇洒清洁，皆一品器皿，椅桌皆济楚，故卖茶极盛’，生意很好。更难得的是，这间茶肆特别讲诚信，专门设立了一个小棚楼，收放客人在茶肆的遗失之物，‘如伞屐衣服器皿之类甚多，各有标题，曰某年某月某色人所遗下者。僧道妇人则曰僧道妇人某，杂色人则曰某人似商贾、似官员、似秀才、似公吏，不知者则曰不知其人’，客人丢失的金银，几年后仍能在这里找回来。宋神宗朝时，曾有位姓李的士人在茶肆中饮茶，因为粗心大意，将数十两金子遗留在茶肆桌上，忘记带走。等想起来时，已是半夜，李氏认为这笔钱已不可追回，便不再到茶肆问询。几年后，李氏又经过这间茶肆，向茶肆主人说起几年前丢人金子之事，主人仔细核对无误，将金子如数奉还。李氏欲分一半给他，主人坚辞不受。

“吴自牧《梦梁录》记载了（南宋）临安的风俗：‘杭城人皆笃高谊，若见外方人为人所欺，众必为之救解。或有新搬来居止之人，则邻人争借动事，遗献汤茶，指引买卖之类，则见睦邻之义。又率钱物，安排酒食，以为之贺，谓之“暖房”。朔望茶水往来，至于吉凶等事，不特庆吊之礼不废，甚者出力与之扶持，亦睦邻之道，不可不知。’又据周密《武林旧事》记载，那些来临安做生意的穷人，可以到‘作坊’预领货物、盘架之类，也不必垫钱，等傍晚卖了货物回来，再付还‘作坊’本钱。这样，那些穷生意人即使身无分文之资，也能够做点小生意养家糊口。

“南宋的另一个城市金陵（现南京）也具有同样的美俗。车若水的《脚气集》记载说，有人自别处来金陵做（炊饼）生意，一时找不到铺面与资金，这时候，‘一城卖饼诸家’便会帮他张罗摊位，送来炊具，借给他资金、面粉，‘百需皆裕’，谓之‘护引行院’，而‘无一毫忌心’。”由此可见，“护引行院”即本行业互相保护、帮助的意思。人们常说“同行是冤家”，同行之间能如此相互保护，可见当时民风之纯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