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第一天，政协委员潘庆林提出议案：建议用10年时间，分批废除简体字，恢复使用繁体字。且潘委员列出的废“简”立“繁”三条理由也非常强有力，上至国家政治（恢复使用繁体字有利于两岸统一）、下至社会百姓现状（现在很多人都是用电脑输入，再繁琐的字打起来也一样），再至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世纪50年代简化汉字时太粗糙，违背了汉字的艺术和科学性）等等，提的理由充分又言之凿凿。

提案一出，网上的“天下”与网下的“世界”皆大乱，大家又开始争得红脖子粗。这个“提案”的“春风”也刮到了大洋彼岸，让这里的华人也开始四分五裂，有的人高呼雀跃，有的人却一头雾水，更有大批人担心“简变繁”后自己会变文盲、会下岗。

首先担心自己变文盲的是我的老母亲。她老人家72岁，1958年在山东济南中专毕业后开始了为祖国服务的生涯。那个时候国家还没有普及汉语拼音，所以她老人家现在还因为不会汉语拼音而不能发短信。为了补上这一刻，她每天刻苦学习汉语拼音，至今刚刚自学成才，能用我的中国手机给北京、山东的亲人发短信了。但就在这节骨眼儿，又传来了“简变繁”的声音，她老人家心里这急呀，10年后“恢复使用繁体字”，我都82了，还能像学汉语拼音这样容易掌握吗？我老婆子又不会打电脑，唉，到时只能当睁眼瞎了。老母亲这几天出门进门总哼哼“夫妻识字”那首老歌，我知道她是担心自己十年后被淘汰。

另一个担心自己变文盲的是儿子了。在美国很多高中都开了中文课，还有很多学校将中文课列入了AP课程（美国高中生可以选修大学的先修课程，简称AP）。儿子的中文底子在国内打下的，十分扎实，13岁就开始写诗、写散文，所以出色的中文功底，让他在高三就因中文课列入了AP课程而受益，提前选修了大学课程。尽管儿子的中文功底扎实，但打小学就在国内学习的他，学的也是简体字，现在要“简转繁”，他也傻了眼，自己一个繁体字都不认识，到时不仅要变成文盲不说，还让自己的中文优势“丧失殆尽”，不知道将来怎样让自己凭借中文优势而走遍世界、做世界“弄潮儿”了。

担心自己要下岗的还有很多美国的中文老师。在美国有很多中文学校，且这些年随着祖国的强大，学习中文的人越来越多。但目前在美国的中文学校基本分两类，一类是台湾在美国推广的繁体中文教学，一类是简体字中文教学，早些年繁体字中文学校比较多，但现在随着从大陆来的移民越来越多，以及简体字具有好学、易记、便于掌握等特点，让简体字中文学校在这些年里如雨后春笋般增多起来，且愿意接受简体字中文教学的美国孩子越来越多。

瑞娜是新泽西一所美国高中的中文老师，周末是一所中文学校的副校长，她无论在美国高中还是在中文学校，教的都是简体字中文。毕业于国内一所著名大学的瑞娜，为了拿到这中文老师的执照，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美国的大学里修了《儿童学》《心理学》等一堆课程外，还要参加美国教育部的专业培训课程，每年还回到南京大学参加中文课程进修，起早贪黑的进修，经常是顾不上吃饭而饿出了胃病，每年还花了大把银子为中美航空公司做贡献。

终于在去年中她取得了美国教师执照，且在去年底上了岗。现在潘委员提案要“简改繁”，她一听就慌了神，自己几年的辛苦要白费了，胃病也白得了，更糟糕的是几年后不会繁体字的她也要下岗了。而造成她下岗的，不是美国经济危机或歧视“中文”造成的，而是祖国的某个“提案”让她这个海外华人下了岗。另外她还担心，自己在美国教简体字的中文已经让美国孩子累得连脚指头都用上了，若再改成繁体字，不知道学校里还能剩下几个学生学中文。

对中国这个潘委员的“提案”最不能理解的是儿子的同学克瑞斯，他来自台湾，虽然他能用中文、英文和我儿子交谈，但是一到写中文，两人全对不上茬了，几次较量后，他十分羡慕儿子写的中文简化字，他说“臺灣”两个字，在简化字里不到20笔画，但在繁体字里，字画多的让他学了十几年繁体字的人都数不过来，他一直盼着台湾宝岛能删“繁”就“简”，那想到却冒出一个“简转繁”的提案。这几天他一直问我儿子，你们那个潘委员是不是脑子进水了，怎么提了这么个让我生气的提案？还打着什么有利于“两岸统一”的招牌，这两岸统一哪有他说的这么“小儿科”！

我自己呢，就更别说了，一个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人，自然只会简体字，若改了繁体字也只能下岗不再做文字工作了。

但是，即使我们因为潘委员的一个提案都下了岗，都变成了文盲，我也要斗胆说一句：我们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吗，你们可是我们选出来的委员呀，我们的祖国有那么多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小事，例如社会公平、贫富悬殊、农民工下岗、失去土地农民的艰难维权、司法黑暗造成的躲猫猫事件还在继续发生、社会上还有很多不平不公、还有我们的GDP能否维持8%等等，为什么就不能提些和我们民众利益息息相关的提案，提个让我们不变文盲、不下岗、让我们的社会更和谐、更祥和的提案，不是更好、更得人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