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报社工作的那段日子，整天被来稿包围着。桌子上最多的就是一撂撂的书稿。纵眼一看，那真的是置身于《编辑部的故事》的场景里了。想当年小的时候，看着葛优他们把那个小小的清水衙门演得有声有色，心底里或多或少有那么一点心向往之，却没料到自己N年以后也会泡在那个转身都嫌小的地方。
    房间不大，办公室工作人员不多，算上主任和打字员也才四五个人。
    我们几个人编制都不在报社，属于外聘人员。有没有把这临时场地当自己的家，且看我们桌子上摆放的东西就能看出来吧。主任是湖北人，桌面上除了堆满书稿，还有一罐从湖北老家带来的新鲜茶叶，正前方摆着他儿子的照片。小家伙不大，手里拿着小塑料桶和小铲，正在沙滩边玩沙子。
    主任比我才大两岁，工作起来，很严肃，而一有闲时间，就会讲神农架。讲野人，非调侃地说野人也不傻，知道打劫妇女。杨姐就会笑话他，说你把老婆搁家里也放心，别哪天真把她给劫走，再生个小野人。
   杨姐是东北人，她的桌面光光的，没有家人照片。她说，办公室就是办公室，办公室又不是家庭，摆什么孩子的照片呢。这话她没有当主任的面讲过。她说，好赖也得给人家男人留点面子。
    不管怎么说，主任人家是把工作单位也当家了。这样的人，势必会好好的工作，别无杂念吧。天天看着孩子，那还不是把这里当家了啊。真担心他会出现幻觉，以为儿子一放学，就会来敲这个门吧。
    打字员小冰维护着主任的形象，说人家主任还不是顾家啊。杨姐就笑她说，那以后你一定找个顾家的男人。而小冰的桌面上，摆的是她和好几个人的合影，她曾跟我偷偷地说过，说其中有一个男孩正在和她热恋。我说那摆你们两个人的照片好了，何必要一大群人遮遮掩掩地陪着你。她说，那怪不好意思的，小脸就有了一点红。
    杨姐的桌面上永远都会有她喜欢的杂志。她的桌面上也有一张照片，是她去内蒙拍的草原落日。那里面永远看不到一个人影。她说，风景照里，千万不要有人，忒俗。
    我的桌面和他们相比，少了热闹，似乎更多了些落寞。偶尔我会置一片树叶在桌上。那是走在秋风里，拣拾起来的。纸杯里蓄了一点水，把它像插花一样插在纸杯里，希望那水份能留住它青春的尾巴。主任说我适合做诗人。我告诉他，我不会作诗，只是偶尔会对动植物产生一点怜惜的感情罢了。
    我的桌面从来没有家人的照片，也没有风景照，更多的是书稿和资料。一直觉得，办公室就是办公室，没必要弄得跟烟火人家似的。相反，我的钱包里，有着我和儿子的亲密合影。每天我都会使用钱包，于是，每天打开的瞬间，都会看到我和最亲的人的笑脸。
    尽管我的桌面上看不到有关家庭的东西。可书桌的柜子里经常放着好多好吃的，成品和半成品，都是我趁午休的时候，就近在超市里采购的。家里的大人孩子都需要营养，我时时记挂在心。
   也去过朋友的办公室。她是在杂志社工作，是结过婚的女人，却只过丁克生活，绝不要孩子。她的桌面上有她一个人穿着大红色衣服的照片，旁边摆着一只裂纹的玻璃花瓶，注半瓶水，插一只红玫瑰。每天老公开车接她下班。而她的桌面上，看不到一丝关于她的家庭内容。

作者：流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