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多则辱，出自庄子语。

      原文是:“尧观乎华，华封人曰：‘嘻，圣人。请祝圣人，使圣人寿。’尧曰：‘辞。’‘使圣人富。’尧曰：‘辞。’‘使圣人多男子。’尧曰：‘辞。’封人曰：‘寿、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独不欲，何邪？’尧曰：‘多男子则多惧，富则多事，寿则多辱。是三者非所以养德也，故辞。’”（原文出自《庄子·天地》）

       民国有个文人叫周作人，是鲁迅的亲二弟。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由于鲁迅在中国文坛上的威望和关系，鲁迅又是家中的老大，对周作人和周建人两个弟弟关怀备至，先后送往日本留学。周作人在日本花天酒地，还娶了个日本姑娘为妻，归国后，鲁迅凭着和蔡元培的老关系，把周作人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尽管鲁迅对他的两个弟弟很是关照，但是周作人最后还是和鲁迅闹掰了，以至于发展到俩兄弟不讲话并断绝了兄弟关系。

       周作人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了个人的苟且，成为了无良无节气的文化汉奸。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定为汉奸，本为处以极刑，后改为有期。内战后期，意欲投奔台湾，但蒋氏集团鉴于其无民族气节，不予理睬，他只好在大陆苦呆着。1949年年底，有人曾问周作人：“听说胡适有意邀你去台湾，担保你能当上中央研究院院士，有这回事吗?”周摇摇头，表示他肯定不会去，其实是他很想去，蒋氏集团不要他才是真相。

       大陆解放后，作为汉奸身份的周作人，悄悄告诉他的一个朋友徐淦：“南北通车了，我已经发出一书信给毛润之先生，毛先生在北大当图书馆馆员时见过面。有一次他来八道湾看鲁迅，鲁迅不在家，同我谈了一会。我去信问他能不能让我回北平，还不知道给不给回音。”到8月上旬，周高兴地对徐说：“回音果然来了，是毛先生请周恩来写信给我的，允许我回家。”
       毛泽东也真收到了周作人的信，他看完周作人的信后说：“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就这剧话，让他在北京得以留下来。
       周作人晚年，主要从事翻译和写作工作，从解放后一直到“文革”，他每天伏案写作，偶尔和来访的友人闲聊，其中过从甚密的是同样为文化汉奸的钱稻荪。钱每次来的时候，总是自带一小瓶酒和下酒菜，自斟自饮，与周作人海阔天空地闲聊。1952年，周作人六十七岁生日之际，在日记中写下“寿多则辱”一语，12年后，他八十岁时，将此语刻成了一枚闲章。

       准确地讲，周作人的晚年很凄惨，主要是他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每天都有红卫兵开他的批斗会，精神上的摧残和肉体的折磨，他的儿媳在繁重的工作中悉心照料着他，也是被累得精疲力尽。他实在不想再拖累儿媳，最后不堪忍受这种高级的痛苦，向有关部门报告请求喝安眠药自死，未被批准。“寿多则辱”完全代表了他晚年的窘境，“富则多事”刚好也是他前半生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