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在《汉书·叙传》中，则明确地提出了“删诗”二字：“虞夏商周，孔纂其业。纂《书》删《诗》，缀《礼》正《乐》。”在《汉书·艺文志》中，亦传承司马迁之说，有多处记载有关于夏、商代有简册文献的记载，均认为《诗》和《书》都是经过孔子编订的：“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1]

      东汉郑玄在笺注《毛诗》时，也认为孔子删了《诗》、《书》，他在《礼记注疏》中说：“孔子删书，求史记，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若五帝当身相传，何得有玄孙帝魁？融据经典三代之正，以为五帝。非黄帝子孙相续次也。”[2]唐代的魏徵、令狐得棻、长孙无忌等学者更是认为孔子删书的事实是确凿的：

     书之所兴，盖与文字俱起。孔子观书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删其善者，上自虞，下至周，为百篇，编而序之……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体制湮灭，不可复知。孔子删书，别为之序，各陈作者所由。[3]

      刘知幾在《史通评释》中亦记载：“晋太康汲郡盗发魏安釐王冢，得竹简书周书其一也，凡七十篇序一篇在其末，相传以为孔子删书所余。”[4]针对他这个观点，陈振孙在《直斋书录题解》中予以反驳：“今京口刊本，以序散在诸篇，盖以仿孔安国《尚书》，相传以为孔子删书所余者，未必然也。文体与古书不类，似战国后人依仿为之者。”

     宋代欧阳修也感觉到孔子在编订《诗》、《书》方面嫌疑颇多，在对孔子删书做了很细致的比较研究后认为，孔子删修《诗》、《书》的方式有多种，比如每篇删其数章者，或每章删其句者，或每句删其字者。

周子醇曰:“孔子删《诗》,有全篇删者,《骊驹》是也;有删两句者,‘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月离于箕,风扬沙矣’是也;有删一句者,‘素以为绚兮’是也”。[5]

     苏辙说:“孔子删《诗》，而取三百五篇,今其亡者六焉。诗之叙未尝详也。诗之亡者，经师不得见矣，虽欲详之而无由。”[6] 范祖禹在其《帝学》一书中同样记为：“《周礼》：内史掌三皇五帝之书，春秋之时，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是其书犹存也。盖自孔子删书，断自唐、虞，不纪三皇，而《周易》系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之事。”[7]李樗考察了诗经演绎史时说：“夫子反鲁，删诗之际，与门人弟子，所以论诗者如此，而门人弟子，若子夏之徒，集夫子之言，而冠于三百篇之首云耳。”[8]

     以上学者可以说是汉唐宋时期顶级的硕学鸿儒，他们接触到的史料应该比明清以后的史学家们更为接近和真实。但是为什么到了明清以后，反而否定司马迁记载孔子删书的呼声越来越高了呢？这与二程和朱熹的尊儒有极大关系。两宋之时，以朱熹和二程为代表的儒家，对孔子的思想和理论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尊儒的程度无以复加。对于有损孔子形象的“删书”之说，理当加以批驳和反击，从而维护先圣孔子于国人心中的形象。

从客观现实条件看，孔子有着先天便利的条件。他观书于周王朝后，得知“虞、夏、商、周四代之典”，老子晚年退隐西出阳关后，周朝的藏书被王子朝等人携带到另一个国家——楚国，在这段时间，孔子是极有可能创造机会接触到这批周王朝藏书的。同时在这批藏书中，亦有可能有《诗》、《书》的原版著作。他从西周宗法封建制卫道士的角度出发，编订《诗》、《书》，完全是有可能的，也是有现实机会的。元代文献学家马端临在稽考历代典籍之后，转录九峰蔡氏之说称：

      今按《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周公所录，必非伪妄，而春秋时《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书，犹有存者，若果全备，孔子亦不应悉删去之。或其简编脱落，不可通晓。或是孔子所见，止自唐虞，以下不可知耳，今亦不必深究其说也。[9]

     按照这个说法，当初，孔子为了维护奴隶主的思想统治，从“取可施于礼义”的角度，将三千篇左右的古诗（其中绝大多数是民歌）删掉了百分之九十，只剩下三百十一篇。孔颖达在记述孔子修订文献时是这样记述的：

     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迄于周，芟夷烦乱，剪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轨范也。[10]

     孔颖达的这一记载，当然是颂扬其先祖编订诗书的丰功伟绩，他也明确记载“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我们今天从文献史料学的角度看，孔子的确是删改（或者说是编订）了旧籍，并且显然是带有一定的道德价值观来删订史书的，以他早期的“克己复礼”的思想价值观以及对“异端邪说”的仇视，包括对少正卯的诛杀，完全有可能删掉一定数量的先秦史籍，这也印证了他删削史籍的基本思路和一贯的修史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