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员的精神生活

——《樱花·霜叶·红棉——黄昕文选》序

程 焕 文

今年3月，黄昕馆长寄来《樱花·霜叶·红棉——黄昕文选》书稿，并采用电话和书信双管齐下的方式反复叮嘱笔者写一篇序言。黄昕馆长的嘱托使笔者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作为后学，笔者感到汗颜不已，愧不敢当；作为忘年之交，笔者又感到荣幸之至，理当效劳。然而，恭敬不如从命，笔者姑且以第一位读者的荣幸尝试着写一篇读后感充作序言。

《樱花·霜叶·红棉》这个书名，足以给人一种充满诗情画意的美感和激情四溢的火热。与业已出版的图书馆学文集的书名相比，这个书名抹去了学术著作的刻板呆滞，显露了图书馆员的生机活力。《樱花·霜叶·红棉》分求索篇、陈情篇、神采篇、风雅篇四个部分，分别收录了黄昕馆长写作的论文、散文、人物、诗词，并以《又到红棉灿烂时》作为后记的标题，火热的激情自始至终一直燃烧、迸发和放射。读完《樱花·霜叶·红棉》，笔者顿时想起了博尔赫斯，脑海里浮现出了博尔赫斯的著名诗句：“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Jorge Luis Borges, 1899-1986)，1899年8月24日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1986年6月14日逝于瑞士日内瓦，是阿根廷当代最负世界声誉的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也是魔幻现实主义大师。1955年，博尔赫斯被任命为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那时他的双眼因为严重的眼疾而近乎失明，故由衷地感叹：“上帝同时给我书籍和黑夜，这可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我这样形容他的精心杰作，且莫当成是抱怨或者指斥”。从此这位晚年几近失明的老人被将近百万册的书整日包围。想象和智慧的力量让他活在书籍和文字所构筑的世界中，真实而纯粹。他说那是一种美好的感觉：当眼睛看不见书的时候，只要一走进图书馆，仍然会产生浓浓的幸福感。图书馆长是博尔赫斯一生唯一从事过的正式职业，图书馆也成为他一生挚爱无比之所在。博尔赫斯正是在1955年被任命为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的时候撰写了《关于天赐的诗》，从此以后，其中的诗句“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便被世界各国所传颂。^[1]

笔者之所以会顿时想起博尔赫斯，是因为黄昕馆长与博尔赫斯馆长颇有相似之处。黄昕馆长迄今为止唯一从事过的职业也是图书馆员，她也写散文、诗歌。虽然黄昕馆长无论是在文学成就上，还是在学术成果上，或者专业贡献上，更不用说在个人的经历上，都无法与博尔赫斯相提并论，但是，黄昕馆长在对图书馆的无比热爱上与博尔赫斯馆长是完全一样的。这也正是黄昕馆长和博尔赫斯馆长一样能够感人之所在，而这种令人热血沸腾的感动则来自于不朽的“爱国、爱馆、爱书、爱人”和“智慧与服务”的图书馆精神。

说到图书馆精神，笔者不知不觉又想到了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宗师。早在70年以前，沈祖荣宗师就曾精辟地总结过图书馆员的生活：“图书馆员的生活是繁重的”，“图书馆员的生活是麻烦的”，“图书馆员的生活是艰难的”，“图书馆员的生活是清苦的”，“图书馆员的生活是容易使人灰心的”。因此，沈祖荣宗师提出：图书馆员只有对图书馆事业具有“深刻的信仰”，才能“坚固我们的自信心”，“勇敢地不怕艰难不怕牺牲地坚持担负起”“发扬我国文化，振作民族精神”的“重大使命”。^[2]诚然，图书馆职业在中国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图书馆员的物质待遇也比较低，但是，仍然有一大批卓有才干的人乐于牺牲个人的利益，将自己毕生的精力贡献于振兴中国图书馆事业。毫无疑义，这正是“爱国、爱馆、爱书、爱人”和“智慧与服务”的图书馆精神的显现，而黄昕馆长身上闪耀着的正是这种图书馆精神。正因为如此，笔者更乐于从《图书馆员的精神生活》的角度去谈谈自己的读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