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着几天光顾着发图片，社会连着发生几件重大事件；一是山东火车撞车，70名同胞瞬间死于非命；二是安徽阜阳再发事端，又一次让当地政府面临质疑；就在昨天还上传了二组儿童的图片，而此次安徽阜阳由于政府信息发布的迟疑和掩盖，20名幼儿（事情尚还在发展中）丢掉了生命！特从网上下载评论文章二篇，可以说代表了俺悲愤的心情！

阜阳，这一次谣言又跑到了真相的前面 （转）

 作者：曹林 2008年04月29日 长城在线 （来源：燕赵都市报）

    经过长达13个月的漫长准备，《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于5月1日正式实施了---舆论对这部修订后的新法有着很高的期待，可阜阳这起丑闻提醒我们:政府部门会依法公开信息吗，他们会不会以"社会稳定"为由拒绝公布真相，他们会不会也选择"内紧外松"的策略。

    这一次，谣言又跑到了真相的前面———这是我看到安徽阜阳疫情的第一反应。据最新报道，该市3月以来已有915名儿童感染肠道病毒EV71，19人经全力抢救无效死亡。而在此前，谣言与恐慌弥漫在4月的阜阳城市上空。当地政府以“怕引起恐慌”的名义，用“仅有几例死亡”、“没有传染关系”等“辟谣”。阜阳市一位医疗卫生系统的工作人员称，政府一直是“内紧外松”:医疗系统内部下达了指令性文件，采取了措施，但对外没有公布。(今日本报13版)

    由于官方对真相的封锁和公布信息的迟缓，既延误了疫情防治的时机，又导致谣言与恐慌的迅速传播，关于“怪病”夺取儿童生命的传言通过网络和手机短信在阜阳广泛流传，社会陷入极度恐慌。

    当地有关部门在解释“以谎言辟谣言”时称，是害怕公布真相“引起不必要的恐慌”，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这是许多隐瞒真相者惯用的说辞。但是，从非典到哈尔滨停水危机，再到无锡的水污染，无数次的试错和教训早就普及了一个开放社会的基本常识:谣言止于公开，恐慌止于透明———信息不畅是谣言和恐慌的温床，只有及时、权威的信息公开才能给公众稳定和理性的预期，“以谎辟谣”才会引起公众的恐慌。阜阳官员再一次以沉重的代价证明了这个常识:“以谎辟谣”比传染病更可怕。

    为什么一错再错，为什么阜阳官员无视基本常识而理直气壮瞒报和说谎———这是许多媒体对阜阳“以谣辟谣”丑闻发出的置疑。我想，问题的根本不在于官员因愚昧而不知这个常识，而在于制度对官员说谎的问责缺位上。没有问责压力权力就不会尊重常识———这是一个更基本的常识，如果“说谎了就要承担责任”的政治常识不首先常态化，没有问责压力，政府和官员永远不会尊重“谣言止于公开”这个常识。

    确实，“谣言止于公开，恐慌止于透明”是一个基本常识———但这只是科学意义上的常识和公众眼中的常识，而不是官员的常识。基于成本和收益的衡量，官员在这个问题上有着自己与众不同的“常识”:不公开也没事。如果毫不掩饰公布真相，虽然有利于公众利益和公共治理，但那可能影响到自己的政治前途和政绩形象；如果瞒报成功，那就能避免这种个人利益损失。即使最终瞒报被曝光、谎言被揭穿了，也能以“维护稳定”的借口推卸责任，不会受到严厉的追究。

    可以毫不夸张说，有多少沉痛的教训证明了“谣言止于公开”这个常识，就有多少事实同样证明了“不公开也不会被问责”———在我们的制度环境中这也是个常识，基于利益衡量，这个常识对官员更有吸引力:虽然瞒报和说谎对公共利益是一种巨大的伤害，但在问责制的缺席和虚置下，对官员则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也就是说，常识对官员没有丝毫的约束力———要想使公众常识成为官员的常识，成为其实际行动中常态选择，必须诉诸于问责制度，必须用问责制驱动和迫使官员尊重有利于公共利益的常识，这是一个更基本的政治常识。如果问责制落到实处，官员说谎能受到应有的惩罚，信息不公开会被追究责任，瞒报者会被毫不留情依照法律程序摘掉乌纱帽，官员自然不敢瞒报和说谎了。“说谎者必受罚”的问责制度常态化，“谣言止于公开”的常识自然会得到官员的尊重。

    经过长达13个月的漫长准备，《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于5月1日正式实施了———舆论对这部修订后的新法有着很高的期待，可阜阳这起丑闻提醒我们:政府部门会依法公开信息吗，他们会不会以“社会稳定”为由拒绝公布真相，他们会不会也选择“内紧外松”的策略。如果问责制度不跟上、责任追究不先行的话，公众很难对这部新法有乐观的预期。

相关文章：阜阳疫情：杜长平们这四年改正了什么2008年04月29日 南方网

    看到阜阳19名儿童感染肠道病毒死亡的报道，我立马想起四年前该市主管教育卫生的副市长杜长平女士一席话，“我不想去引咎辞职，我还想继续干下去，我想找到了工作的薄弱环节和缺点是为了改正，是为了加强。”对着这起比四年前假奶粉还要惨的悲剧，我想问一句，杜长平和她的同事们，这四年改正了几何，加强了多少？在阜阳市政府网上，杜女士还赫然在副市长之列。

    2004年4月底被报道的那起假奶粉事件，引起多位儿童殒命，当地有关部门言之凿凿地站出来要吸取教训，也雷厉风行地秀了一把亡羊补牢。可仅仅四年，同一个地方发生剧情几乎重复的悲剧，而且政府在事情发生之初的“捂盖子”手法依旧，放出所谓的专家在该市媒体上辟谣。这类“辟谣”手法有什么作用？无非使事态更为严重罢了。

    联想到阜阳中院窝案发生后，行贿者依然端坐官位，不得不佩服这些特殊材料做成的官员，其心理承受力，钢铁不足喻其强，其彰显官威的脸皮，城墙不足喻其厚。

    面对阜阳这样的恶性事件，再用什么政治伦理、道德品质来评价当事官员，已经过于幼稚了。这些官员之所以在一场场舆论风暴中岿然不动，是所谓的舆论，所谓的民意，无法从根本上决定其官职的去留。稍微了解中国政治生态的人就应该明白，这些官员的选任、提拔和奖惩，是由一种号称“组织程序”的东西决定的，控制这个程序的，是某几个人甚至某一个人，他们和这些官员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共存关系，干草民何事？这种程序既不公开也不刚性，也就很难说得上公平公正。于是，恶性事件发生后，有关官员的处理，弹性就极大，和有司对舆论的态度有关系，也和当事官员在官场内的人脉及危机公关水平有关系，但最终取决于能控制那个程序的人。因此当事官员如何承担责任偶然性极大，在有些事件中，官员辞职或免职了，比如那位开车撞死人的当阳市女市长；在有些更恶劣的事件中，当事者却好官自为之。这没有一定之规，完全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地而异。当控制那个程序的人在乎舆论，舆论才有力量，如果人家修炼到油盐不进，根本不在乎舆论，那么舆论就一文不值。

    在明清时期，如果发生这种恶性事件，面对汹汹物议，当事官员早就辞职了，绝无继续干下去的勇气。明末那样政治腐败，一些高级别官员在言官指责其德才不堪为官时，没有证实之前都先辞职以示清白。王朝时期官员并不是民选，而是朝廷任命，为什么他们的抗压能力反不如今呢？一是多数由科考出身的官员，无论个人品德多么差劲，但必定受到文官集团共同职业伦理制约，这些伦理尽管有虚伪一面，但在公开层面无人敢挑战；二是他们对天道或者来世尚心存敬畏，比如今天北京大兴胡同是明清两代县衙所在地，至今墙壁上尚留一副对联:“阳世间伤天害理皆由己；阴司里古往今来放过谁。”以此来训诫过往的官吏。可这类特殊材料做成的官员，一旦无所畏惧，所谓的职业伦理天道来世都不足惧。那么，制度的设计更为重要。

    如果官员的选拔、监督和奖惩，没有一种符合现代文明规范的制度来调整，仍然由少数人或某个人控制组织程序，官员抗舆论压力的能力将会越来越强，更多的官员会形成对舆论的耐药性。只是急坏了路见不平却无计可施的公众，苦坏了其治下想苟全性命都困难的草民。（来源: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