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得不好。瞎忙”。
上面的对话,算是对我近况的说明吧。我很希望后天能够睡它一个底儿掉。从9月11日开始,还要去脱产集中学习“新闻出版”方面的技术知识十二天,希望这一按规定必须参加的培训学习的价值,高于不离开正常工作岗位的价值。
前些日子,我向三位与我很亲近的后辈作了一次请教。这三位分别是国内大学的理科生,国外大学的理科生,北京的高中理科班生。
这些年来,我坐出租车的次数,特多。无人给我报销出租费,特郁闷。在不同的地点,走不同的路线,却坐上了曾坐过的车,这样的事,我已碰上了四次。当然,这是低概率事件。
于是,我请教这三位,以这四次中的一次而论,其概率究竟是多少?
他们问我,北京的出租车是多少?我说,六万辆。接着,第一次的答案是:36亿分之1。
虽然,我的数理化,老早就还给老师了,但我还是感到,这“36亿分之1”,太不可思议了。另外,假如这么低概率的事,我都能碰上,而且有四次,那么,我去买彩票,不早就中得一塌那个糊涂了吗?
于是,我向他们表示我对这一数据的严重怀疑,并要求确认。而且,这三位中,有一位的“马大哈”特点,我很了解。
他们说:“哦!请您提供坐出租车次数的数据”。
我心想,这还差不多。这一数据怎能不要呢?十多年来,怎么看,一千次(或者999次)总有了吧?
然而,他们给我的第二次的答案是:“这个问题太复杂啦!现在功课这么紧,以后再说吧!”
后来,我又作了一些了解。原来,这还涉及究竟是在什么地点坐的车,我与车到那个地点的概率,究竟在多少时间范围之内等等必须提供而又无法提供的条件。所以,就算他们三位功课不忙,这一问题也是无解的。
说到数学,想到了日前报上对华裔青年陶哲轩的介绍。陶获得了被称之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专家称其“现在也许是世界上最好的数学家了”“他可以将极其复杂的数学问题化解成非常简单的东西”,“像这样的人,几十年才出一个”。
陶哲轩自己说:“我认为要发展对数学的兴趣,就要有“玩”数学的能力和自由,也就是说要给自己设立比较小的挑战,这样我就可以把数学当成娱乐来讨论。”陶说,很多数学家会直接想去解决问题,“他们既使化解出来了,也不一定明白自己是怎么做到的”他说,“我在开始之前,会考虑策略,把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化解成许多小问题。我从不为解决问题满意,总是想看如果做了些改变会发生什么。”“我总是花大量的时间在非常简单的事情上,直到彻底理解。”“我特别喜欢一些看上去需要复杂前提的问题,对此,若运用新方法,可以设置成最简化的方式,这样就避开了一些困难。当然这不太能找出困难是什么,但在实践中却比较容易解决问题。”
由此,联想到赵治勋先生对吴清原大师和赵的老师木谷实先生的比较:“吴先生的计算,是从看上去最有可能的着法起步;木谷先生的计算,是从看上去最不可能的着法开始”。
由此,还联想到,如果对“大雪崩”,“大斜”,“妖刀定式”等感到头疼的话,为什么不绕开呢?这每一复杂之变,都有现成的简单处理之路,节省一些时间,精力,去盘上寻找那些更令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这些问题是非常多的——不是更好吗?我一直认为,这些复杂变化的特型,以及《发阳论》等复杂题目的真正作用只有两个,一是当作万花筒看着玩,二是想成为顶尖高手者可当着秘籍来练——类似于练铁砂掌,一指禅之类。
围棋,与数学一样,是不可能穷尽的。所以,复杂问题的简单处理,确有必要。所以,在具有一定的棋力时,“思考方法”,比“计算结果”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