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从远方来，彷徨复徘徊。

   两年前的冬季，有一次出差到上海的机会。

   临回北京的那最后半天是自由活动，我离开了队伍独自坐上出租车，去寻访一个没去过但又很想去的地方——易培基墓。

   易培基先生是故宫第一任院长，当年因诬陷而蒙了盗卖古物的罪名，黯然辞职。据说晚年寓居上海，并死在了那里。

   建院80周年的时候，出版了很多有关院史的资料，唯独关于易先生葬处的记载甚不明了。汇总起来大约是说，易先生死在上海，举办过一个没多少人参加的小型追悼会，然后葬于虹桥的一处公墓，有的说是虹桥公墓，有的说是万国公墓。至于后来是否有人祭拜过，此墓是否尚在，后来是否迁葬过，就都没有了记载。

   临去上海的时候曾经向几个同事打听过，第一反应都是惊讶，因为没有人想到；接下来的反应是赞许，因为大家都觉得应该；最后的反应却是遗憾，因为没有人知道。

   到了上海也曾经向上博的同志打听过，依然无果。于是我只能完全靠着执著和运气来自己找寻了。

   坐在出租车上，我又向司机打听易培基墓，他没听说过。打听万国公墓和虹桥公墓，他也没听说过。只知道虹桥区有个宋庆龄陵园，我想这陵园应该是某个公墓区经过扩建以后形成的。于是决定就先去那里看看。

   到了陵园已经是下午了，按照迷信的说法，下午阴气重，于祭扫是非常不适宜的。所以陵园门口一个人也没有。询问门口的工作人员，他们说陵园里除了宋庆龄，只有两三座外国名人的墓，从没听说过易培基。再问虹桥公墓和万国公墓，他们竟也不知道了。

   离开陵园我开始在大街上漫无目的的寻找，最后找到了虹桥地区的居委会。当天是星期天，没有人上班，不过看门的老大爷很热心。说明来意之后，他告诉我，要是别人还真不一定清楚了，他是这里的老居民，所以知道虹桥地区的确有过很大的公墓群，不过历经了文革，迁走的迁走，破坏的破坏，现在已经什么都没剩下了。但是看到我落寞的神情，最后还是告知了当年公墓区的具体位置。

   买了一份地图，我便朝着老人所说的方向抱着一线的希望去了。步行了半小时左右，终于到了。这才发现那里已经矗立起了一座崭新的写字楼，周围是一片小小的绿化带花园。站在大楼前，我知道这次寻访彻底失败了。独自伫立在上海冬日的街头，对这大楼默默的站了几分钟。算是以阿Q的方式，给了自己的执著心意一个交待。

   有些记忆是本不应该忘却的，倘若忘却了，心里便没有了归属的方向。

故人今何在？相问相感怀。

   2007年的清明将近了，总觉得应该再做点什么。易培基墓是找不到的，但领导故宫博物院跨越新旧两个时代的第二任院长——马衡先生的墓或许可以，而且应该就在北京。于是与团委书记汪亓、业务联合团支部武安国一起商量，决定在清明节前夕组织支部的团员前去祭扫，作为对青年团员爱岗敬业的教育一项重要活动。

   由于这几年曾经出版过关于马衡先生的一些书籍，所以出版社一直与马先生的后人有着联系。于是托人问来了马先生的孙子——马思猛老人的联系方式。打过电话去，是别人接的。我说：“找马思猛先生”，对方略带警惕的询问我是哪里？我说，“我是故宫博物院的……”话没说完，对方便忙说，“您稍等啊”。只听电话那头急急的有些兴奋的大呼：“快来接电话！快点！故宫的人打来的！”

   不知怎么的，这很普通的转达，却因为那忽然变得亲切而又兴奋的语气，让我一下子有种莫名的感动。“故宫博物院”，仅仅因为这五个字而已。这五个字，在我此时说来是那么神圣，在她此时听来是那么亲切。有了这五个字，互相忽然变得不再陌生了。

   那个时候，我知道：我要找的东西终于找到了。

   其实我不是在找易培基墓，也不是在找马衡墓，我要找的就是这种亲切感，这种永远也割舍不断的归属感，这种因“故宫博物院”而体会到的一家人的感觉。

   对于先贤的纪念倘若能感同对家人的追思，那一定是因为已经将这地方、这事业，视同了自己的家。我是如此，马先生的后人也是。

   老人接了电话。我向他表明：我是故宫的一个青年团员，清明将近，我们准备组织所属团支部的团员去马院长的墓前祭扫一下，作为对青年团员爱岗敬业的教育，并让故宫的青年人都能找到事业追求的归属。

   听得出来，电话那头老先生很高兴，并有些感动。他很详细地向我介绍了马先生所在的公墓，以及墓区里马衡墓的具体位置。最后他说：“谢谢你们啦！”我不知该如何做答，只说：“应该的，应该的”。

   是啊，应该的！只不过我们做的晚了些。

去日近清明，往见同哀哀。

   2007年3月26日——这一天是马衡先生的忌日。业务联合团支部的全体团员集合到了一起，驱车前往香山福田公墓。我们选择用这样的方式，寄托我们的哀思，无非就是希望能使整个“故宫的青年人”团结起来。

   马先生的墓就在墓园西边第一个区域的第四排，很好找。墓是1994年马先生的后人重立的先生与夫人叶薇卿的合葬墓。洋灰水泥的墓，看起来算不上气派，但是很整洁。碑文是当年由朱家溍先生写的。

正面碑文写着：先父马衡   之墓

             母叶薇卿

父生于一八八一，六，廿四  故于一九五五，三，廿六

母                      故于一九四零，九，十八

子太龙、彦祥、文冲重立于一九九四清明

　　墓碑背后有很简单的介绍：马衡，浙江省鄞县人。1925年——1933年任北京大学教授，故宫理事会理事，故宫古物馆馆长；1933年——1952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原墓在文革中被毁，此次修复得到故宫博物院的大力协助。

　　大家在墓前恭敬的站好，仪式便开始了。首先由业务联合团支部的武安国宣读了马衡院长的生平，然后是团委书记汪亓讲话，再下来是由我宣读了祭文。

　　其文曰：

维公元二零零七年三月廿六日，故宫博物院团委书记汪亓携业务联合团支部全体团员，虔具真情之奠，致祭于先辈马衡院长之墓前，哀曰：

先生去世，年七十三。致力金石，成就斐然。倭夷入侵，遍地烽烟。临危受命，力挽狂澜。不辞劳苦，护宝南迁。登山涉水，国宝安然。深明大义，拒走台湾。全国解放，留任我院。守业故宫，二十七年。一生劳碌，不避辛艰。自家收藏，多数捐献。高风亮节，直追先贤。奈何已逝，五十二年。今日我等，齐聚墓前。恨生太晚，无缘相见。血泪沾巾，肝肠痛断。追思遥想，情何以堪。唯以后学，薄祭墓前。勤勉奋进，以慰先贤。今日拜祭，共立誓言。先生虽去，事业未完。千斤重任，我等承担。爱岗敬业，不做空谈。立此为誓，先生明鉴。

呜呼哀哉! 悲痛难遣。片纸抒情，以为祭奠。

    尚飨!

　　祭文读完了，大家分别在墓前写下了一句自己想对先生说的话。然后一起将手中的白菊花献到了墓前，恭恭敬敬的向马先生鞠了三个躬。

　　一切都在静默肃穆的气氛中进行并完成。仪式很简单，但是心情很复杂。我们没有祭品，就将这心情与感受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吧。

唯以勤勉力，薄祭致坟台。

　　记得有位先哲说过，对于一个人最好的纪念，就是完成他为完成的事业。在墓前我们没有高声宣誓要如何如何，但是一切感触与决心都已在各自的心里默默地涌动。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我们的活动已经成功了。

　　亲见了马衡先院长的墓，还有什么比这来得更有力量呢？

　　我觉得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