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这种生物生长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可以说是不幸的；若是生长在中国封建传统社会里，那就是不幸中的不幸。

小说《妻妾成群》就向我们展示了一出妻妾争宠、勾心斗角的悲剧。作品的主人公颂莲作为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在父亲去世后迫于生计自愿嫁给一个有钱人，作他的四姨太，从此便介入到了“妻妾成群”的人际模式之中。她所处的是一个阴森恐怖、勾心斗角的生存环境，为了在这个家中立足并获得尊严，她必须争取老爷陈佐千的宠爱。

小说的情节便在颂莲个性和欲望与她的生存环境之间的摩擦中展开。她亲眼目睹偷情的梅珊被秘密处死，杀人的场景引出她的狂叫和疯癫，但事实的真相却被掩盖起来，而口中念念说着“杀人”的颂莲从此被看做疯子。颂莲的命运可谓是“魅力的毁灭”，魅力聪明而淫荡是她生命的本质，毁灭是她必然的命运。

从小说看，颂莲的毁灭是双向的。一方面是陈家花园这充满霉烂规矩的现实力量使其毁灭——把女人变成动物再加以毁灭；另一方面，颂莲的毁灭又是一种自我毁灭。作为一个女性，虽然受过良好教育，但她并未摆脱旧式女性的种种本能依次复燃，结果成为一个先得男人宠爱后让男人厌倦与害惶的“雌性”动物，其下场也必然是自我毁灭。而在旧式男人的心目中，女性无论如何聪明美丽，如何有个性、有修养，归根到底是个美丽的“动物”。他们像喜爱动物一样的喜爱你，也像抛弃动物一样的抛弃你，其结果，男性也不过是与动物为伍的雄性动物罢了，陈佐千就是这种人物。

在《妻妾成群》中，颂莲和所有人物都被剥去文明和理性的外衣，而使他们还原到人的本性的基础上，从而显示出现代思潮中一个著名的论点：人的理性和文化都是“表象”或“假象”的外衣，人的存在时一种生命现象的存在，是一种非理性、自然状态的存在。与其说小说在写历史，不如说小说是在借用意象中的历史和人物来表达这一现代思想，或表现对人的本质存在的探讨。

而两年之后，张艺谋将《妻妾成群》搬上了银幕，就是获得国际大奖《大红灯笼高高挂》。从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女人们不甘压抑和谋求人性光芒的精神，以及由此而采取的一些抗争甚至有些异化变形的行为，而在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确实一群茫然的为了争宠得幸的“宫妃情结”。

比较而言，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对《妻妾成群》的作者意图和文本意义消解太大。

一、氛围

小说《妻妾成群》里语言所描绘的是冷色调的，文中历史背景是模糊的，环境也是晦暗，人物语言和表现也是严峻而尖刻的，一种浓重沉厚的氛围始终如一张巨网压得读者有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从紫藤架的灰暗到冬天院里单调的白雪以及梅珊、雁儿、颂莲的悲惨命运，都让人有种苍凉感，这是苏童细致描摹的结果。

而在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画面则是大红灯笼的红彤彤的场面衬托出的热闹氛围。大红大绿的景物经张艺谋的处理，使之转为了冷色调。片中的人物语言是冷冰冰的，缺少人情味，而在红灯笼最早在京剧的鼓声中更显出一种冷峻的喜剧氛围。这恰如中国古典诗词中的“丽句写残景”的艺术手法，使人在其中感受出具有落差性的情感突变来。

从这一点上来看，影片发展了小说不可能具有的可观性色彩效应，因而我们说《大红灯笼高高挂》是小说文本意义上的创造性发挥，所以小说的氛围营造是成功的。

二、人物

小说《妻妾成群》中的人物形象是各具有特色的。无论是毓如在念经房里的一副假慈悲面孔，还是二太太卓云的笑里藏刀；无论是梅珊的孤傲及藐视一切的姿态，还是陈佐千贪婪好色而又老态龙钟的末世当家形象，他们给人的印象都是深刻的。而影片中对人物性格虽把握的较好，却仍有一种模式化之嫌，没能传达出人物的特殊性。

通过两者比较，我认为小说中颂莲的形象刻画的很好，而影片中则是对雁儿的处理较好。在小说中，颂莲是一个很有立体感的人物形象，但影片剪裁了许多情节，因而削弱了其表现力度；而雁儿在影片中宁肯跪死也不卑屈地起来比小说中挨打后苦苦哀求要好得多了。

三、景物设置

在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小说《妻妾成群》里江南水乡的商业氛围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陕北黄土高原的高墙大院。整部片子中，除了开头颂莲提着箱子上路已一小段，影片的空间再也没有越出这个封闭的庭院。高墙大瓦、一沉不变，是如此的空、如此的静，更弥漫了一股死亡的气息。

应该承认张艺谋对《妻妾成群》的改编还是比较成功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也在努力地深入探索人性的主题。但是，电影毕竟不是小说，它自诞生之日起九具有很强的企业化性质，创作过程中很难真正的排除掉商业的影响，除非是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前卫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