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金有昧”，不能一棍子打死

姜春康

    年轻夫妻小徐和小孟在武汉汉口火车站售票厅购票时，不慎将钱包遗失，钱包里装有各类银行卡6张、两人身份证等相关证件。钱丢了是小事，身份证丢了真要命，到上海将寸步难行。宋某捡到钱包后主动交给了警察，却试着按身份证上的生日作为密码，成功在一台取款机上取了1000元作为“辛苦费”。（11月21日《武汉晚报》）

    宋某主动取“辛苦费”一经上网，立刻引来无数人围观，也让“拾金有昧”的话题再次成为焦点。拾金不昧本是美德，童叟皆知，可博弈取舍下，索要报酬并不鲜见，类似事情在烟台也有发生：芝罘区17岁学生高莉，因丢失皮包遇到了要酬金的“拾主”。对方称，如果不给钱皮包就不还，最后在许诺改天登门致谢后，该“拾主”将包归还。将宋某和捡到高莉包的“拾主”对比，不难发现两者异同——异的是，前者“自己动手”，后者主动张口；同的是，两者都索要了拾金报酬。我认为，宋某直接取“辛苦费”不妥，但“拾金有昧”，也不应一棍子打死。

    伴随言论开放和网络自由，拾金不昧的老瓶已可装下不少新酒。在道德与金钱碰撞下，往往会迸出异样火花，这时，一棍子打死“拾金有昧”者，往往会“逼退”一些想归还失物者。相比之下，能主动跟失主联系，已具有相对的“道德”，比那些将有价值物品挑出，然后扔垃圾桶的人，显得道德得多。经济学上看物品价值，非常符合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比如证书、身份证、银行卡、手机等等，对甲可能价值连城，对乙可能就意味着制度失灵，变成无效物品，但有用功效对甲依然客观存在，这种信息的挑剔性和选择性，也决定了“拾主”主动联系失主或将失物交给警察，对失主来讲，是最少损失语境下的最优选择。拿小徐和小孟来说就是——“钱丢了是小事，身份证丢了真要命。”

    “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从法律上来观瞻，具有不可抗拒的真实所有性。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拾得人对拾得物永不能取得所有权。不过，《物权法》第112条规定：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费用。明确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这是法律上的进步，拾得人就有了“乘凉大树”，如权利人悬赏寻找失物的，领取遗失物时应当按照承诺履行义务等。由此可见，“拾主”将包有偿归还，只是市场经济大潮下拐了一道弯，偶尔来了一个趔趄，不能因为一个趔趄，否定了其相对的价值。

　　总之，宋某直接取钱不合法，但也不能否认其上交钱包的相对道德感。其实，归还遗失物，本身就是一场经济活动，只不过，其中还穿插了道德、法律等佐料。当然，拾金不昧美德一定要发扬光大，但在法律允许框架下，失主给予“拾主”一定报酬，何尝不是将心比心的“道德”呢？如果“拾主”自愿放弃报酬，这岂不是更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