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这些困难群体和特殊群体的基本生活权益，仅靠政府努力远远不够，必须让政府资源和社会资源互补，政府行政力量同社会动员力量互动，而慈善事业就是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的重要载体，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按照国际惯例，慈善活动被普遍看成除了市场分配、政府分配之外的第三次分配。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逼近了0.5的警戒线，如果算上城乡居民福利性分配的差别和高收入阶层、公职人员的隐性收入、灰色收入，实际情况还要严重。因此，发展慈善事业，扩大第三次分配，使社会资源分配更趋于公平，显得十分迫切。

　　一份慈善组织的公益调查显示，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但有过捐赠纪录的不超过10万家，这意味着有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这份调查让公众把“缺乏责任感”的帽子戴到了中国企业的头上，令很多企业感到“很委屈”。

　　2002年，我国私人捐赠人均只有0.92元人民币，不到当年GDP的万分之一，而2003年美国人均私人捐款828.7美元。我国和美国人均收入相比为1∶38，人均慈善捐款相比为1∶7300。

　  以工薪阶层为主的普通市民、大中专学生以及退休老人是目前慈善捐款的主要来源，掌握巨大社会财富的富人阶层在慈善事业中却屡屡缺位。为此，民盟中央建议，应尽快研究并制定慈善事业法，从法律层面鼓励发展慈善事业。

　　其实，我们过于习惯地把板子打在企业或富豪身上，却忽略了另一个明显事实：中国90%的公民没有捐过款物，而美国85%的捐款来自民众。统计显示，目前中国有100多家慈善组织，而美国有100万家；中国100多家慈善组织每年募集到100亿元善款，仅相当于GDP的0.1%，而美国同类数字为GDP的8%-9%，英国为0.88%，加拿大为0.77%。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慈善缺位”不仅仅是企业或富豪的问题，而是社会整体的问题。

　　　李嘉诚说：“财富不是单单用金钱来衡量的。能够在这个世上对其他需要你帮助的人有贡献，乃真财富。”有人说，李嘉诚有两个事业。一个是拼命赚钱的事业，名下企业业务遍布全球53个国家和地区，雇员人数约22万名；另一个是不断花钱的事业，他的投入也足以让他成为亚洲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公益慈善家。

　　慈善，是对他人的同情和关怀，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和境界，是自我价值的实现和需要。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乐善好施的优良传统。我们的祖先对“善”字的价值判断有3个要点：一是把“善”看作“大”。《孟子》说：“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二是把“善”看作“宝”。孔子说：“维善为宝。”三是把“善”看作“乐”。宋人罗大经说：“为善最乐。”由这三句评语，足见从善之高尚。

　　现代慈善主体是全民化的，它从熟人慈善走向公民慈善。在传统农业社会里，以血缘家庭式农业生产方式为主导，亲戚相帮，邻里相帮，基本上是亲戚帮亲戚，熟人帮熟人。工业社会和城市化以后，大家到城里来了，一村一族人在一块土地上相依为命几十年、甚至是几辈子的情况不存在了。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并且随时有可能搬走。这时候的慈善就面向所有公民了。慈善家、慈善工作者来自方方面面，受益对象也是所有需要援助的人。

　　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今天，倡导发善心，行善举，献爱心，增强人们的慈善意识，对于净化人们的心灵大有好处。因为，人们在进行慈善活动的过程中，不仅对有困难的同胞是一种帮助，而且向世人展现出一种对待财富、善用资源的更美好的价值观，对所有人的精神都是一次升华。

　　一个公民在社会上生活，享受着社会各方面提供的帮助；一个企业在社会上发展，也依靠社会各方面提供的资源。每个公民、每个企业理应回报社会，为社会进步尽心尽责。有一位成功的企业家认为，作为企业家也应该成为慈善家，要为社会作贡献，多多反哺社会慈善公益事业，这既是对社会的一种奉献，也是企业持续发展的一个投资经营理念，更是企业家的一种社会责任。

　　慈善，是对他人的同情和关怀，是一种崇高感，是自我价值的实现，但在一个人的温饱尚存问题的时候，是无法企及的。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笔下的同情有两种，一种是看到别人不幸后的本能反应，但于事无补；另一种是伴随着冷静与理智的同情，有帮助的方法，有行动上的反应，有贯彻的毅力，还有持久的耐性。我们需要的显然是后一种同情，但是，那需要的不仅是一颗同情心，还需要充分的资源。

　　“人帮人才更幸福”，国家已把发展慈善事业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组成部分，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因此，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及制度，努力创造人人都愿表爱心、献爱心的慈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