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宜霖

 

 

让我们来看看作家们在二十八岁的时候都干了些什么。一九五七年春天的时候，二十八岁的马尔克斯在巴黎圣米榭勒大街上见到了正从那里经过的海明威。据他回忆，那天海明威穿着一条破旧的牛仔裤和格子衬衫，头上还戴着一顶棒球帽。要说起来，这样的打扮即使在五十年后的今天也一点都不新鲜，可也绝不落伍。也许惟一可以说明他是一个作家的标志是在他鼻子上的那副“小圆金属框眼镜”，可就是这副“作家”般的眼镜让海明威当时的那副的打扮看上去有点“不搭调”。——本来他是可以让人以为他还很年轻的。

 

这一年他五十九岁，离他自杀的时间还有四年。在四年前这个巴黎下着小雨的春天里，他走在去往卢森堡公园的路上被年轻的马尔克斯远远地认了出来：没错，这就是他朝思慕想和崇拜的海明威，和他的妻子，玛丽*威尔士。这时候马尔克斯刚刚二十八岁，还是一名报社的记者，但是他已经开始写作，并且在哥伦比亚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现在他走在巴黎的圣米榭勒大道上，在他二十八岁的心灵深处，他最为景仰的作家有两个人，一个是威廉*福克纳，还有一个就是此刻正从他眼前经过的海明威。在多年以后当他回忆起这激动人心的一幕的时候，他说，福克纳启发了他的灵魂，而海明威却是在写作方法和技巧上对他影响最大的人。这一刻，他遇见了他。

 

在那个瞬间他忽然有一些犹疑。他说，他发现自己突然被分成了两个角色。一个内心的，和一个社会的。那个社会的“我”在告诉他，作为一个在巴黎的报社从业人员，你应该立即过去邀请他接受你的采访。而另一个内心的自我却告诉他，不，现在我只是想过去对他说一句话。在那个片刻，他只想走到街的对面去，向他表达他心中无限的景仰。

 

而在现实中的那一刻，哥伦比亚人马尔克斯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语言问题。他的英语是那么地幼稚和可笑，而他又不能确定海明威是否能理解他的母语西班牙语（如果他过去对他说那些话的话）。在这个尴尬和内心剧烈地幸福而又挣扎着的瞬间时刻，他终于做出了他最后的选择。“为了不破坏这一刻，我两样都没有做。”他说。然后他突然用双手圈住自己的嘴巴，在街的这一边对着那一边远远路过的海明威大声地喊了一句：

 

“大——大——大师！”

 

海明威听见了。在人群中他回过头来，看见一个慌乱而喜悦的二十八岁的哥伦比亚青年。

 

他举起手来，对他说了一句：“再见，朋友！”然后消失在大街上的人群之中。

 

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遇见过彼此。

 

四年以后，其中一个人开枪自杀了。因为他的灵魂已经痛苦到无法再承受生命。另一个人继续写作，并且终于在多年后成为了另一位让人景仰的“大师”。多年以后，当马尔克斯在某一天回想起二十多年前的这一刻的时候，他想起在他二十八岁的那一年，那个与他擦肩而过的大师，在巴黎五月天的一个早晨，隔着圣米榭勒大街对他说：

 

“再见，朋友。”

 

在阅读马尔克斯二十年后写出的这篇随笔的时候，我不得不愚蠢地惊叹：大师就是大师。一点办法也没有。这真是一件让人着恼的事情。再怎么羡慕也没用，再怎么学习也赶不上人家。就算我削尖了脑袋钻到大师的肚子里，还是没法从人家那里偷来半点的只言片语。大师在多年后缅怀那个在巴黎春天遇见他心目中的大师的时候说：“永恒不灭而又昙花一现。”我一辈子也写不出这样的语言。

 

这恐怕是一个作家在二十八岁所能拥有的最美丽的瞬间了：遭遇真正的大师。我可没马先生那么幸运。在伦敦已经生活了三年，我至今仍然没能在哪天哪个热闹的伦敦街头碰到我心目中现在仍然在世的大师，V.S.奈保尔。我知道他现在就在伦敦，和我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的天空里，但是我不知道哪天才能在大街上碰到他，如果看到，我不会远远地隔着大街叫他“大师”，我会玩命地跑过去对他说“我爱你”。

 

他已经七十三岁了。我不知道他的身体是不是还够健康，还可以像五十九岁的海明威一样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在他二十八岁的时候，奈保尔刚开始写作还没有几年，就已经出版了三本书：两部长篇和一个短篇小说集，而且其中两本都得到了英国著名的文学奖项。必须承认我对这个印度出生的英国作家在某种程度上的偏爱，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看到他写的一个小小的短篇故事都会压抑得自己在房间里哭出声来。我知道我不要说二十八岁，就是三十八岁、四十八岁，甚至永远也写不出这么好的小说。

 

也许随着时间的流逝会有意外。福楼拜在他二十八岁的时候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圣安松尼的诱惑》，他花了三年的时间来写这本长达五百三十一页的小说。由于不能抑制他心中的兴奋和狂喜，在写完这本书的时候他请来了自己最好的两个朋友，马克西姆*杜康（一位记者）和路易*布叶特（一位诗人），在他家的客厅里举行了他的第一场“诵读会”。这场要命的诵读会举行了三十二个小时，由二十八岁的福楼拜自己朗读。“他一读就是四个小时不歇气，从中午一直到下午四点，又从八点到半夜……我们都希望可以尽快结束，可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听众之一的杜康在多年以后回忆说。他还回忆到，小说里的主角圣安松尼简直像个“傻子”一样，面对一连串接踵而来的诱惑，他所能发出的惟一的感叹不过是：“啊！啊！我的天！我的天！”在每次诵读会的间隙福楼拜的母亲都会在一边急切地问：“怎么样？”——他们俩谁也不敢回答。

 

三十二个小时以后，所有的人都已经精疲力竭了。这时候终于轮到福楼拜本人来询问他们对这个小说的想法了。可怜的杜康和布叶特交换了一下眼神，他们最终决定对他们最好的朋友说出真话。“他必须停止，否则，他的天赋就此完结了。”杜康回忆说。这个结论对两个听了三十二个小时的人来说是痛苦的，可出于友谊和良心，他们认为自己必须对这个可怜的作者说真话。

 

当小说彻底被读完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福楼拜再也受不了了，他一拍桌子说：“坦率一点吧，谈谈你们的想法。”于是终于有一个人勇敢地说出了憋了几十个小时的心里话。这个人就是布叶特。

 

“我认为，我们应该把那东西扔进火坑里，永远都不要再提它。”勇敢的诗人说。

 

杜康回忆：“福楼拜跳了起来，发出一声极其恐怖的叫声。”而福楼拜的母亲则认为这两个人纯粹是因为嫉妒她儿子的天才，她永远也无法原谅儿子的这两个朋友。福楼拜痛苦得直拍打自己的肚皮。

 

这是在一八四九年的秋天，二十八岁的福楼拜度过了他终生难忘的一个夜晚。七年以后，他写完了另一部小说，并且终于在杜康的帮助下以连载的形式得到了发表。这一年是一八五六年，而这一本小说就是《包法利夫人》。

 

比他幸运得多的是，比利时的法语作家乔治*西墨农在他二十八岁的时候已经完成了两百八十篇侦探小说。“他的速度是每个月四篇，还曾经在四天里完成一本书”。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至今为止我最快的速度也就是在七天里写完一本书，并且还曾经深深地为此感到心虚和不安，仿佛这么快就写完了有什么不应该似的。其实这件事也就是发生在一个月以前，在我憋了五年没写小说以后突然爆发的那一个星期。在刚刚过去的那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我写了六十万字。两个长篇和一部短篇小说集。老实说，在看到这位速度惊人的比利时作家的写作记录以前，我还在犹豫自己这么写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因为紧接着在下面另一位美国作家的自述中你就可以看到，大部分的作家是花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来写一部小说的。尽管我们知道巴尔扎克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写了九十一部小说，平均每年写四、五部，可那毕竟是巴尔扎克。还好，乔治这个大批量生产侦探小说的天才青年在大半个世纪前被美国人发现。那时候是一九三二年，他的两本小说被翻译成英文并且在美国出版。当时有评论说，美国出版商出版英文翻译书的速度，不可能赶上他惊人的创作量。但是他们已经答应尽可能地多出点他的书。

 

一九五一年元月三十一日的时候，诺曼*梅勒已经二十八岁了。这一年，他告诉报社前来采访的记者：“我花十五个月写完了《裸体与死者》，刚写完的《巴巴里海滨》长度只有它一半，却花了我三年的时间才写完。”然后他说：“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写实主义者，那个可怕的字眼‘自然主义’才是我的文学传承。”他还说：“在这个时期想要成为一名作家时机不对。现在的小说家拾人牙慧。你要花费十年才能累计写一本小说所需要的知识，却常被每天所读的报纸贬低了价值。”我真是完全地同意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这个人就已经意识到，过去的作家可以创作出“世界观”，而现在的作家却已经只能成为一名“知识分子”了。这真是一件叫人悲哀的事情，也是这个时代作家们的集体不幸。“没有比这更难的事了。”他说。对他的观点我再次完全赞同。

 

不仅如此，在他二十八岁的时候，这个伟大的天才还说出了如此深刻的语言，甚至直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掷地有声，如同真理般在时间的长河里熠熠闪光。我必须全文引用下面他说的这段话：“伟大的作家必须了解什么是堕落和腐败，他必须有能力加以揭露，而且他必须喜爱这种堕落和腐败。作家必须意志坚定，而且必须是他所处时代中意志最坚定的一个人。此外，他还必须具有伟大的心灵。”

 

最后补充说明一点，写这篇文章只是因为我现在二十八岁。几个月以后我将成为一个二十九岁的女青年。仅此而已。

 

 

 

 

2005年4月2日凌晨1：30，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