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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12 13: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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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林》2012年第1期首译样文：
刘世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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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病（首译）
（意大利）亚伯拉罕
辩白了十五年，巴拉终于为自己找到了疑点，走出监狱那一刻，全队的人都来了，欢迎他回归警队。
没有人怀疑巴拉的能力，事实上，巴拉并没有被时光褪色，他依旧那么优秀，刚回到队长的位置，便破了几起大案。
有报道说，巴拉之所以能不费吹灰之力端掉犯罪团伙，主要得益于十五年的监狱生活，里面可以认识很多人，很多重要的人，从这些人口中他可以得到很多不为警方所知的秘密，包括他们的生活习性，巴拉做到了知己知彼。
但有一点却让警队头疼，记者除了褒扬，还敏锐地发现了一些变化，虽然很细微，但却是事实，巴拉变得凶残起来了，只要掏枪，对手必然难逃一死，哪怕犯人已经完全被包围控制，巴拉也丝毫不留情。
这是危险的，虽然那些人该死，但巴拉还是被上司带进了办公室，训话当然不至于，但劝诫却是少不了的，可巴拉态度明确，他直言不讳，自己并没有违反任何条例，所有被杀的罪犯都是在必要的时候被击毙的。
巴拉的说法并没有错，问题是他本可以做得更人性化一些。警队的心理医生分析说，这是正义病，在监狱呆了十五年，罪恶迫使他成为正义的判官，我们应该原谅巴拉，只要好好地调整，巴拉还是优秀的巴拉。
可惜，接下来的几起行动还是一样，重要的犯人直接被巴拉击毙，谁也制止不了他，而报道也借题发挥，在头版头条给巴拉取了个响亮的名字——地狱判官，他从监狱里走出来，其实是奉了魔鬼的旨意。
当正义走向一种极端，便与罪恶没了丝毫差别。巴拉没想到上司会说出这么有哲理的一句话，当然，他并没有露出震动的表情，而是非常冷静地回答，如果警队觉得我错了，大可以拿出证据控告我。
当然，没有人拿得出证据，巴拉击毙罪犯的时候总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解释的，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过他“谋杀”犯人。
不过，有一句古语说得很有道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有位记者这么分析道，巴拉的行为严格说来并不是正义病，而是复仇症，接着他列出了许多证据，说巴拉内心深处对蹲监狱十五年感到愤慨，而警方并没有抓到那个陷害巴拉的人，所以，复仇者痛恨一切罪犯，非下杀手难以解恨。
这种解释分析得合情合理，有事实依据，推理也颇具逻辑，就连巴拉自己也兴致盎然地看着这篇报道，说，写得好，一连好几声。队友看了这种情景纷纷摆出惊讶的姿势，既然判官自己都承认了，便说明问题只是浅层次的，只要找到真正的凶手，警队便会恢复平静。
可是，十五年前的那桩案子翻来覆去看了几十遍，也没能找到凶手的影子，倒是巴拉，跟着翻出了很多旧案，接连二三地全部破获，这本是值得庆祝的事情，可惜，几乎所有的同行都不敢多说一句，因为巴拉杀的人越来越多，他的正义病已经变得疯狂。
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似乎经历着许多的轮回，恰如巴拉，在出狱后不到一年，又进去了，治疗正义病的唯一方式便是回到从前的环境。或许有人感到迷惑，凭什么将巴拉送回监狱，这种行为简直就是对正义的挑衅，而且，正义最终输了。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正义永远都不会输，因为真正的正义是不会带有任何仇恨的，更不会失去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在警务司历时半年的调查后，终于找到了当初陷害巴拉的凶手，他已经死了，被巴拉所杀，死亡地点便在那座监狱。
当初巴拉意外听到新来的犯人谈及自己的光荣史，其中便有巴拉被误抓误判的桥段，可惜，当时没有录音，也没有任何人能证明，巴拉唯一的办法便是充当判官，用铁腕迫使对方说出所有的秘密，以便自己洗脱罪名，然后愤怒地制造了自杀的场景。
正义病确实令人生畏，但却并不是先前报道所言的来自监狱的生活，而是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当不能把正义刻在一个人的灵魂深处，正义便很容易生病、叛逆、疯狂。
译自意大利热拉亚大学《大学课本》
法伊娜的故事（首译）
（俄罗斯）尤里·布伊达
法伊娜已人过中年，双腿还有些粗壮，但她自己并不介意，每天依然低胸装、迷你裙、高跟鞋招摇过市。每当她挺胸抬头地在男人们一片火辣辣的目光中从街上走过时，她浑身洋溢出的自信和激情仿佛照亮了整条街道。
法伊娜的家就住在河岸街的一栋两层楼的房子里。丈夫是搞建筑的，生意做得很成功，大儿子在银行工作，小儿子上大学。法伊娜帮助丈夫管理公司的账目。一家人的生活美满幸福。
但天有不测风云，一桩桩接踵而至的变故把法伊娜原本安宁的生活击了个粉碎。先是丈夫和大儿子在一次车祸中丧生，一个月后，小儿子又不幸溺水，紧接着法伊娜又被确诊患了子宫癌，尽管做了手术，但为时已晚，癌细胞已经转移。
法伊娜如今已孤身一人，而且还被判了死刑。她卖掉了公司和所有的不动产，只留下了河岸街这栋房子。然后她就把自己锁在了家里，每天像一个孤魂似的从这个房间游荡到另一个房间。晚上她随便找个地方就躺下，但不管在那儿，她都睡不着。失眠对她来说比疼痛和化疗后的呕吐还让人难以忍受。
为了能在夜里睡上一会儿，法伊娜决定晚上出去散步。她每天穿着高跟鞋走过三条街，绕过一个广场，穿过一座小桥，然后再往回走。整个行程大概要一个小时左右。虽然这还不至于让法伊娜筋疲力尽，但走了这么一大圈后，夜里睡上两三个小时没问题了。
有一次，法伊娜走到那个广场上的时候，高跟鞋的鞋跟意外折断了，法伊娜崴了脚。她只好手里拎着一只鞋，用一只脚跳着回了家。那天晚上，她足足睡了七个小时。
休息了几天后，法伊娜又恢复了晚上散步的习惯，还是原来那条路线，但现在是改为单腿跳了。
她每天一出家门就开始跳，先是用右腿，一步，两步，三步……从一个路灯跳到下一个路灯。如果路上有行人出现，她就改为双腿行走，她不想让人觉得她滑稽可笑。等行人过去了，她又开始跳。她气喘吁吁、手舞足蹈地跳着，跳得心跳加剧，大汗淋漓。跳过三条街，到了广场上后，她再换为左腿跳。就这样，她每天回到家后，浑身像散了架似的，几乎是爬着进了浴室。躺在浴盆里，她嚎啕大哭，边洗澡边发誓，以后再也不出去跳了。
但一到第二天晚上，她又穿上运动鞋、戴着帽子出发了，先是右腿跳，一步，两步，三步……从一个路灯跳到下一个路灯，然后改为左腿跳……
跳了一年后，法伊娜的生活发生了变化。
每次法伊娜从第一条街转向第二条街的时候，都会听到一阵口琴声，随后在一个小胡同口就会遇到一个叫科斯佳的年轻人。口琴声就是科斯佳坐在自己家门口的长凳上吹出来的。
法伊娜认识科斯佳，她和科斯佳的妈妈是同学。科斯佳很小的时候就双目失明了，不久后，他的父亲也离他们母子而去了。法伊娜对这对母子的遭遇很是同情。
每次听到脚步声，科斯佳就放下手里的口琴，和法伊娜打招呼：“晚上好！”法伊娜很想问科斯佳，他怎么知道是她，但一直没开口。
秋天的一个夜晚，法伊娜又像往常一样从科斯佳家所在的那个胡同口经过时，科斯佳突然拦住了她，问他是否可以和她结伴一起跳。
“我无所谓，”法伊娜喘着粗气说，“你是怎么认出我的？”
“认出你？”
“对，就是你怎么知道每次是我过来了，不是别人呢？”
科斯佳犹豫了一会儿，最后还是实话实说了：“是你身上的味道。”
法伊娜一笑。
“好吧。一起跳吧。别掉队。”
从此后，科斯佳就开始跟在法伊娜后面跳，根据法伊娜身上散发出的香水味判断方向。“您好！”“再见！”科斯佳每次和法伊娜也就说这两句话。法伊娜也没想过要和科斯佳多说点儿什么，她基本上没留意他的存在。但有一次，科斯佳感冒了，不能出来了。那几天法伊娜很失落，像缺少了什么东西似的。科斯佳病好后，又在胡同口等她了。
十一月末的一天，在他们跳上最后那座小桥上时，科斯佳滑倒了，掉进了水里。法伊娜把他从水里救上来，拖到了自己的家，并强迫他洗了个热水澡。那天夜里，科斯佳就留在了她家里。
不久后，大家就都听说了法伊娜和科斯佳要结婚的消息。
“她活不了几天了，”一个邻居老太太说，“他们也生不了孩子。”
“他是个瞎子，”另一个女邻居说，“还小她二十来岁呢。”
法伊娜和科斯佳结婚那天，教堂里挤了个水泄不通。教堂前的广场上也聚了一大群人。当新人从教堂里走出来的时候，一个百人乐队用口琴演奏起了门德尔松的婚礼进行曲。法伊娜一袭白色低胸丝绸婚纱，头上戴着用雪白的鲜花编织的花环。她身姿挺拔，目光炯炯，步履轻盈。科斯佳身着藏蓝色西装，胸前别着一朵鲜花，准确无误地把法伊娜领到了轿车前，打开了车门。他们的车绕着广场走了三圈，然后停在了一家饭店门前，科斯佳的妈妈和饭店的女主人早已等候在那里，科斯佳的妈妈手里端着面包和盐，饭店的女主人用一只古老的铜托盘端着高脚杯。那支百人乐队再次奏起口琴。在众人 “苦啊！苦啊！（俄罗斯人的婚礼习俗）”的欢呼声中，新人热烈拥吻。饭店女主人一遍又一遍地给大家斟酒，人们一次又一次地举杯祝福。直到繁星满天，大家才把这对新人送回家。
这场婚礼让人们一直津津乐道，久久难以忘怀。甚至一年后在为法伊娜举行的葬礼上，人们还在回忆法伊娜那条丝绸婚纱，回忆她头上那串雪白的花环，回忆她执着坚毅的目光……还有那天婚礼结束时，法伊娜说的一句话：“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应该好好地活着！”
译自俄罗斯文学杂志《十月》（201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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