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相约自杀，一边是闭门立法

    杨光志

    14日看到一则消息：新拆迁条例征求意见近1年，5名学者不满闭门立法。（11月14日《新京报》）15日又看到一则消息：宁波宁海县某村16位村民因不满强制征田，写“血誓书”欲相约自杀。（11月15日《青年时报》）

    两则新闻的共同点是都涉征地，都不满，政府层面的回应，对前者，是“来自各地方政府阻力太大”，对后者则是那句让我们深感怀疑的“当地群众情绪稳定”。让我们看到，可以叫停时下征地纠纷乱象的官方表态，仍是那么暧昧，仍是那么慢吞吞，仍是那么带着哄骗的意味。甚至还是为“没有强拆没有新中国”补充声援，地方政府舍不得放弃土地财政，或者是骑上虎背已无法放弃，只好听任它带着惯性继续横冲直撞。而新征地条例作为国策与法律规制举措，还行进在“征求意见”的道上。

    甚至，那些对农民失地之后的生存苦楚知之甚少，更兼没心没肺持市侩哲学作庸人猜度，便类似当年将跳楼讨薪视这秀一样，对“相约自杀”持作壁上观态度，发出“怎么不自杀、不自杀不是好汉”的哄客话语。

    若上访算是底层农民表达诉求的正当途径的话，那么，多年频繁上访无结果已表明，上访在某些地方已成为走不通的死路，某些政府官员视部分群众为自身利益维权为要挟，拿所谓“公众利益”作旗号与民争利，一些地方政府为维护区域内相关企业利益、甚至自身某些部门利益，漠视群众的权利要求与利益诉求，甚至不惜损害群众利益，资本与权势合谋，使某些地方走上了为原始积累而牺牲一代农民的歧路，导致为富不仁和社会不公已显普遍。在彼此利益诉求无法找到交集的情形下，某些地方政府与失地农民的“讨价还价”已无法尊重民意、理性抉择实现正和双赢，自说自话使矛盾显现不可调和性。同时，失地农民那“相约”二字，将群体事件的社会动员方式与组织化倾向显示，说明当下农民已将个体抗争向抱团抗争发展，其喊痛的方式与音量也体现出与时俱进的智慧。

    如何有效处置此类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考验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标杆，而无法可依的空白将使这种乱象更密集更疯狂，急迫需要通过法律形式予以调整和规制。在这个意义上看千呼万唤出不来的“新拆迁条例”，让失地农民随时行走在殒命的风险边缘，反衬出法律的缺位责任的失守。

    针对农民以命相博发出最后通牒，当地政府必须拿出合法态度与理性施政手段，而不能只做“相关教育谈话”，以压服人，以威取信，将矛盾暂时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