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俗人的心态品咂“施恩图报”

    杨光志

    “我曾救过他们一命，现在我有困难，他们应该站出来帮帮我。”昨日上午，怀揣“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见义勇为道德模范”奖状的李贤贵申请低保没着落后，突然想起7年前自己从江里救起3个孩子，决定向这3个被救的孩子“索恩”，帮助他渡过暂时的难关。（1月20日《重庆晨报》）

    常识告诉我们，做了坏事要有报应。而这位可爱的李贤贵却告诉我们，做了好事也应该有报答，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显然，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圣人，他在生活窘困面临难关的时候，甚至在遍寻强援无果之余，将希望寄托于“索恩”，他记忆的思绪闪回到7年前自己做过的一件好事，救过3个儿童，于是，“我救过他们，他们应该帮我”，他有点不好意思，但似乎也理直气壮。

    在此，我们不得不在酣享道德圣乐、饕餮大爱美宴时，面对一些怪味异物的侵扰：做好事是有价且可储存的吗？价几何？储存有效期多少年？被施恩必须图报吗？如何报？报多少？“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先贤说了一个比喻，那么“涌泉”换算成人民币应该是多少——我以俗人的心态如此品咂。

    之前，作为社会对好人好事的鼓励手段，我们曾看到这样的新闻，为了鼓励见义勇为、鼓励义务献血尤其是鼓励学生行为向善，有一些地方呼吁或者尝试了“道德银行”的举措（比如长沙市岳麓区望月湖社区2002年1月7日创建了全国首个“道德银行”）：将所有参与的“道德储户”所做好事按一定标准打分存储，并按“道德币”的多寡进行年度“分红”奖励，主要是精神层面的各种评优评奖。这种将“做好事可得回报”、“做好事能够扬名”的“谋私利”心理，以一种社会学意义加以肯定，虽饱受争议，却也不失为一种公民道德建设实践的新模式。李贤贵的索恩，以及其他一些“请你表扬我”的新闻，算是从行善者的角度向这一新模式的主动对接，不同的是，李贤贵不是图虚名表扬，而是希望求得金钱物质上的实质回报，因而也更富争议性。

    同样，替被救孩子的家长们想想，在多年以后，当事人蓦然发现，原来自己还欠下一笔良心账，这使当事人顿时产生了有可能会被邻里熟人指戳脊梁的道德焦虑，并由此产生一些生活困扰，最起码，当事人不敢轻易说“NO”，他必须面对一种交易，为当年自己的孩子被救埋单。而当做好事变成可兑现的交易时，它还是一件义举吗？

    还有，按照能唤起我们怜悯底线的常识理解，我们做慈善救济的对象一般针对孤、寡、老、幼、残，所帮扶的额度也都遵循“救急不救穷”、“管一时不管一世”的原则，我们走在街道上遇到乞讨者，也会从其身体是否残疾到丧失劳动能力、所诉的可怜遭遇是否可信，来决定我们是否出手相帮。

    所以，作为俗人，我想说的是，李贤贵的索恩，首先是可以理解，毕竟生活在社会底层，能获得救济保障的门路有限，不是被逼无奈，估计也不会开这个口，毕竟，7年都过来了，李贤贵也并没有索过恩。其次，是要找一找自身原因，应该说，你将自己的日子过得那么糟糕，责任多半还在自身。我们这个国家，目前是处于和平时期，而且经济发展日新月异，莫非，它竟会让一个无病无灾身体健壮之人生存有忧吗？你的这个难关有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最后，我要说，哪怕是捆绑于施恩前提下的索取回报，也须有一个度，且建立在索恩对象自觉自愿的基础上。最主要的解决困难的办法，还得通过自已努力，加上户口所在地政府、街道组织等的援助，估计就应该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