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地震预兆迷局 坦承无奈好于动辄辟谣

杨光志

    蛤蟆聚会了，河水平白无故竟然冒火了，还有那阴森森的焚风突然袭来……四川地震灾区以及灾区之外的不少地区1至3月份来接连出现异常现象，让当地居民不安揣测：莫非这是大地震发生前兆？为此，四川省地震局组织多批专家赶赴现象发生地开展调查，目前，相关专家已对这些反常现象做出解释。四川省地震局综合各方调查报告认为，这些现象与地震没有确定性关系。（3月18日《天府早报》）

    “没有确定性关系”，这在百姓读来如同天书的拗口文字，是“一定不会有关系” ？还是“不一定有关系” ？还是“不是百分之百的有关系” ？还是“有一定关系但不能确定” ？这如同阿一丢钱了，隔壁阿二脸色有异，出来一个县官判案，来一句“‘阿二脸色有异’与‘阿一丢钱’之间，没有确定性关系”，这不废话吗？专家们能不能行行好，坦然一点，来一句“我也说不清楚”，百姓似乎还能信服一些。

    地震确实没有谁能准确预测，现阶段科学预测的最大可能，也只能测出发生几率有多大，日本国土处在地震带上，且拥有世界最领先的预报体系，也没有足够能力预测和有效避震。在中国百姓那里，与地震有关的有限知识，除了这次汶川大地震的血的教训，印象最深的便是唐山地震后，国家发布的一些“地震预兆”之类的画册，以及“震前动物有前兆，发现异常要报告。牛马骡羊不进圈，猪不吃食狗乱咬……”之类的顺口溜，作为科普知识。那种期待群众雪亮眼睛便想将震灾避免的一厢情愿，确实比较幼稚。而到了后来，多数地方政府的态度，转向了对“发现异常要报告”的政治恐惧，动辄将传播异象举动判定为谣言，动辄便以“维稳”之名，将传播异象的动机分析为“不怀好意，搅乱人心”，这实在是对群体心理的误判。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舵鸟思维，缘于地方政府在政治风险与社会责任方面无法两全。基于地震预报的无法精准，避险必然要承受太大的政治、经济、社会一系列巨大成本。比如，某地就算测出有百分之十发生地震的可能性，估计发生的时间会在某月至某月，这样的预报，是不可能发布给社会大众的，不然，该地所有的居民，会在某一个时期放弃所有的正常生活方式与工作内容，全力避险——一旦震灾并没有到来，这一个空白时间段的损失，谁来担责？当地党政班子，不全部下课才怪？所以，事后诸葛亮们骂政府不在震前早点预报，也有点冤枉政府，换了谁当市长也不可能有点风吹草动就全民动员，大家都到广场露天睡觉去吧。

    再则，呼吁地震预测要有透明度的人，也有失偏颇，为一种理想状态的所谓知情权，而说上一通貌似合理实则无用的精英腔：以权威解释给出异象答案，让信息公开，还群众知情权……而事实上，对于地震，谁有权威答案？百姓是揣测，国家也只是测揣！

    因之，这种事情的政府态度，不妨以坦承无奈来取代动辄辟谣，世上没有那么多居心叵测者，要相信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正如癌症是人类共同的痛，在它未被攻克之前，没有谁硬赖着政府向癌症要生命吧？媒体态度应该是，对异象不刻意失语，也不视异象为吸眼球猛料加以放大；而百姓也要克服情感误差，正确认识客观事物。鲁迅有个故事说，这孩子将来要死的，实话不讨好人，可实话却是公信力的基础。目前对于地震的更大着力点，不在于防震，而在于救灾，包括对群众进行科学合理的灾害教育，包括震灾发生后的有效救治演练，包括少一些豆腐渣工程……至于地震局的工作，就不必太过苛求吧。

新闻链接：http://news.163.com/09/0318/12/54MIG18M0001124J.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