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管窥

----在1990年11月25日玉屏县文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杨光志

    很高兴能认识这么多文学朋友，也很荣幸能借这个机会同各位商讨一些问题。古人说：“以文常会餐，惟德始成邻。”欧阳修也说：“夫君子以同道为友。”我们的道，正是我们共同的爱好：文学。这永恒地散发着魅力的缪斯的旗帜，使我们今天坐到了一起。正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在这里，我想把我对文学的一些理解，把对当今文学界的一些印象，把我在家乡从事文学活动（自办《野月亮》、为文联民委创办《文水洲》）所产生的一些感触，把我许多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些困惑，以及我们文协应如何开展工作的一些构想摆谈一下，望各位有以教我。

    我是很喜欢文学的，源于各个受教育阶段涉猎的文学作品带给我和巨大愉悦和震动。小时候是连环画、童话故事，大一点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等，一个阶段对言情武打的通俗作品也沉湎其间难以自拔，现在也试着啃点现代派作品，正是文学的那种圣洁、崇高的美感使我产生了对文学的酷爱，并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要把整个的生命交付给文学，即便是抛弃了我所学的专业----地理，也在所不惜。好在，地理和文学也还有某种程度的渊源关系。

    我看重文学的教育意义。鲁迅是在有一天看了中国人围观砍头时的麻木，觉得愚昧比疾病更可怕，才弃医从文，我也如此，这并不是在这里自高自大地与鲁迅相比，连诸葛亮未出名时“每自比于管仲、乐毅”，还是个“时人莫之许也”，别说是小小的我，我只是想说明一种心路历程的类似，我相相信在座各位也有许多是同样的心路历程:感到愚昧比疾病比贫穷更可怕，才用文学来拯救自己与他人的。

    文人，是舆论的制造者，他们构成了历史的、现在的、未来的浪潮，这不是否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进步的文人便是人民群众的代言人，且看十六世纪文艺复兴对人的发现，十八世纪对妇女的发现，十九世纪对儿童的发现，且看（美国女作家斯陀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对美国历史的推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这些睿智、敏感的文艺大师们用一种“谎言”说明了真理，（毕加索语：艺术是一种谎言，用来说明真理）才使得世界变成象今天这个样了。

    所以，我以为从文，就不能只吟哦自己的小悲哀，而要超越空洞、幼稚和美好的浅唱，超越绝对正确的空话套话，不要怕触痛一些人的神经，或者----最近有个女学生不知从哪里抄来几句看破红尘的话投给我们《野月亮》----“有计划地从这个人人都被种种关系定义了的世界悄悄撤离。”这大概可以作为“心灵之死”（萨特的小说名）的一种诠释，不足取！

    当然，中国文人常遇一些无关于文笔的窘迫境态，既“君子固穷”又“穷且益坚”，从《神圣忧思录》到《国殇》，一方面，他们蒙受经济困境的折磨，一方面，他们想揪着自己的头发自己提自己上天，一方面，他们为生存蒙受屈辱乃至作形式上的跪倒，一方面，他们又不失时机地长角长剌，渲泄愤怒，说和缓点，叫做“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心情。

    所以，文学既是生活的老师又是现实的仆人，多么滑稽，中国古代文人便自找台阶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作洒脱飘逸状。

    我因此迷惑，也因此写了《文学的迷惑》，当然，那只是一种展示而未分析，我无力分析。所以，我最近勉励自己的是八个字：“参透生死，勘破情关”，这“参”、“勘”当然是用笔和稿纸来进行。

    以上是我对文学的一些理解和期待进行的追求。

    其次，我想对当今文坛作一些印象描述，我在《文学的迷惑》里谈了一些当今文坛的“浮躁”，现在有种说法，这种说法的几个动词用得调侃，说是“科技界在搞，商界在捞，政界在钻，文艺界在玩。”嘿嘿，一个玩字，只能玩玩了吗？

    当今文坛的确是玩得很活跃的，举一些例子：高晓声系列短篇小说对陈奂生形象的塑造，张贤亮从人性的角度揭露了扭曲的时代对人性的扭曲，李存葆对当今军事文学中悲剧意识的唤醒，阿城、王安忆对文化意识的强化，路遥对城乡交叉地带复杂生活的耕耘，王润滋在改革题材中关于历史观道德观的提出，贾平凹对新时期转换期中人们典型情绪----“浮躁”的发现和概括，周克芹以逆向审视的目光对农村变革生活的审美追踪，矫健以精神的自由引出短篇文体的自由，何立伟对小说诗化的创造，邓刚的“海味”，张承志的“河味”对整体象征的运用，邓友梅的“京味”，冯骥才的“津味”对于传统的地方的文化开拓，韩少功超越直面人生的层次领导起寻根文学，王蒙则小心翼翼地顶着民族欣赏习惯和现存文化氛围的压力引进来“意识流”，刘心武、张辛欣对纪实文学的新型探索，池莉、方方对新写实手法的追求，马原、洪峰、扎西达娃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尝试，王朔、刘索拉、刘西鸿对于现代人物心态的各具风格的发见……如此种种，各领风骚没几天，（以前是各领风骚数十年，现在不没几天），说明了手法、技巧、思维方式更新之快，“没有一个大理石头像可以让我们留恋多久了。”这是继“上帝死了”的宣言之后的更进步的景象，令人欣慰。

    从贵州来看呢，没什么惊人之作，对于新的艺术观念和新的方法资源的追求，贵州人仅仅是作了跟班，没人独占鳌头领衔主演，何士光《乡场上》后水平就搁在那乡场上了，叶辛的《蹉跎岁月》越来越令人感到只具有应景之作的轰动效应，李宽定《女儿家》倒是很富艺术魅力，现在完了，闹学潮闹到消声匿迹，是噤若寒蝉还是更尴尬亦未可知，据说还有一两个诗人还算活跃，叶笛、黄翔、陈天，各做了一派领袖（叶：轻音乐派，黄：情绪哲学派，陈：泪谷魔山派）但他们的作品玄奥。其欣赏者是限定了某种层面的。如陈天自称站在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诗人的肩上，他欣赏波莱特尔的“邪恶”之美，欣赏马尔克斯的“人鬼不分”，他总是感到寂寞，并且玩味游戏在这种寂寞里，“在不幸中寻找有幸，在虚无中制造骗局，欲穷其境，欲罢不能”，在目前，他们更纳闷：为什么人家可以开始那么大力度的批判与超越，而我们则不断地耽于申请通行证，在他们身上，可以找到“思想活跃”的另一种解释，那就是世界观的紊乱。

    下面说说玉屏，对家乡文艺界作一些浮光掠影的散点透视，可能是不准确的，因为我刚刚才涉足玉屏的文艺界。我侧重谈不足，来一点肤浅的悲天悯人调，装模作样忧患他一下子吧。

    玉屏的文学很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地域小、人少、人员素质不是很高，经济也不十分发达，许多文艺工作者又多是兼职或业余地在干，使我们的工作成果丰富但层面不高，形式多样而影响力弱，作品模仿的多，独创的少，仅有老套而浅薄的表现技巧，缺乏理论高度，仅有简单直露的政策观念或道德观念的演绎图解，缺乏深邃悠远的哲学内涵和美学底蕴。从发表的作品看，玉屏上省级刊物的作品寥寥无几，获奖作品多是新闻类的，（我自己也没写出什么好的，只能做个“弹”匠），更有许多局限于在鼓楼、箫笛、赶拗等方面翻花样，脱不了民间文学的调调，脱不了社会历史资料的套套，我不是说这些不能写，但毕竟让人觉得太偷懒了一点，太小家子气了。

    也就是说，我认为玉屏文艺界的一些人对于民族性的追求太过固执而显得狭隘，让人觉得当年夜朗国国王的无奈依然存在，是那种“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井蛙视觉，老鼠目光。

    比如说这样的话，“要强调民族性呢，听黎平那边的人说我们不是侗族要嘲笑我们呢。”我想这惶惶----就象阿Q找不到一头大过王胡所有的虱子一样可笑----大可不必。玉屏的侗味，尤其是玉屏城区的侗味，已经被这条湘黔铁路冲淡了，便利的交通和两省交界的地理位置，使得许多商贾游人在这里汇聚，于是多样的文化在这里交糅，这是历史进程的事实和文明更新的标志，我们只能接受，----正如日本大和民族接受它现在成为东西方文化杂交体的现实一样，“地球村”的概念的积极意义在于要求我们要有开放的全球意识，要有世界公民的心态，要能“在路上”也寻到家的感觉……（《在路上》是美国杰克 克茹亚克的小说名），许多建国历史短的国家根本没有“根”可寻，这并不影响他们的文艺轰动世界。中国已有人提出民族性对于文学只具有可然与或然的意义，我极赞同这种观点，我们不必刻意地去追求那种狭隘的民族性，正如我们不必留恋男人抖动辫子的威风和女人裹小脚“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的美姿一样。

    事实上我们细细品尝，我们的作品的某种程度的民族性甚至是想淡也淡不去的，这是一种渗透血液的遗传，一种深入骨髓的领悟，一种天人合一的胎教，只要我们生活在这方土地，写的是这方土地，这里的地域文化总会给我们的创作提供坚实而持久的依托，这是一种自然而然就该获得的观念，但在某些文化“蓓事者”心中却有着顽强的抗拒，（“莅事者”语出《捕蛇者说》），他们只钟情于历史形态的已然态，迟钝于外界刺激，有意无意地排斥现代文明。为了使文艺“丰富多采”这一本能特征在这里获得一份宽容，我对这个问题不得不强调提出，提出的同时有一些悲凉。

    最后我谈谈我们应该怎么办，即对文协工作的开展提出一些构想。最近我读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集子，发现法国有一种文化现象很令我感动，就是有那么一些法国文人，常常倡导“送书给民众”作“把文化带给下层社会”的崇高试验，当然从某种角度讲那是源于与群众非理性的愚昧的素质结为连体的贵族恩赐心态，但正如外国人把中国的雷锋也拿去学得象模象样一样，他们的那种责任感、使命感、牺牲精神也很值得我们借鉴，尤其在我们这些小地方，必须有那么一些敏感而不甘寂寞的人，高层次地“参禅悟道”，外国有句话叫“象普通人那样生活，象上帝那样思考。”换成中国话讲叫“以入世的态度过光阴，以出世的态度解生死。”“坐密室如通衢，驭寸心如六马”，在肉身的禁锢中获取精神的自由，使心绪离开生存的世界，为的是以充分的力量归返生活，一句话，活得清醒一点，新鲜一点，摒弃功利心的桎梏，使人格在商品化社会里不致受到损害，以其新的审美价值纠正世俗的偏见，在自己所喜爱的文学式样里----或诗歌、或小说、或散文、或戏剧……纵横驰骋，流连忘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