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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档案：张启元，国家一级作曲，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青海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青海省影视艺术家协会理事，青海师范大学客座教授，现供职于青海广播电视台。

多年来创作的许多歌曲，由国内知名歌唱家演唱，多部作品的MV在央视以及地方电视台、电台播出。担任音乐创作和导演的大型电视文艺晚会《花儿唱祖国》获建国六十周年全国电视文艺晚会类最佳作品奖（即一等奖）和青海省第六届文学艺术创作奖；担任编导、撰稿的电视文艺专题《放歌一曲为青海》《才伦多森林屋的主人》双双获得第九届中国电视文艺“百家奖”三等奖。

              张启元：为土族写歌的汉族作曲家

      要去青海采风“花儿”，人生地不熟，偏访周边的朋友打听有谁熟悉青海音乐界的关系，想不到我的好朋友，上音作曲系的张旭儒教授帮我联系了张启元，还告诉我他是青海音乐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曲家，我很兴奋的踏上青海采风之路。

                  创作一定要独辟蹊径

    青海，总是那样朴素着，厚道着，从容着和安定着，离现代社会的喧哗很远，但与静谧和诗意很近。写下这段文字，我就想到青海的作曲家张启元，仿佛眼前这段文字就是对他的真实写照。

   每个优秀作曲家终身都在探寻本民族的音乐语言，对于张启元来说，同理。他从小爱好音乐，读大学前就开始尝试作曲，先后求学于青海师范大学音乐系和西安音乐学院作曲系。与音乐结缘30多年，他从土地和民间汲取营养，在他出版的音乐作品集《岁月流淌的歌》共收录近年来创作的歌颂大美青海、讴歌各民族人民幸福生活的歌曲、歌舞音乐作品和MV作品45首，包括脍炙人口的《我的缘啊，在门源》、《花儿组曲》、《古然格吾》以及《安昭索罗罗》等歌曲。

 多年来，他以满腔的热情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于繁荣发展土族的音乐艺术事业之中,以青春和热血为土族人民纵情歌唱.他从小受到土乡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艺术的熏陶,土族别具特色的民间音乐和舞蹈深深地吸引着他.他充满深情地说:"土族人民勤劳淳朴而有智慧,土族的民歌非常丰富,具有独特的风格,还有多姿多彩的舞蹈.在我的音乐创作中大部分是土族音乐的创作,我对土乡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可以说是种民族情结吧."

   青海是个多民族的地区，土族主要聚居在青海省的互助、民和、大通等县，其余散居在乐部、门源和甘肃天祝等地。过去土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土族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基本词汇和蒙古语相同或相近。张启元早年在土族地区生活多年，由此与土族结下了不解之缘。

   据张启元介绍，土族的音乐主要是民歌，依场合分家曲、野曲和儿歌等。

    家曲也称"宴席曲"，包括赞歌、问答歌、婚礼歌等；与"家曲"相对的是"野曲"。"野曲"即"花儿"，也称为"山歌"、"少年"等，也有人称之为"外面唱的歌"。唱"花儿"是土族文化生活中主要的活动形式之一。土族“花儿”的旋律由土族情歌发展演变而来，并吸收了某些藏族情歌的成份。旋律高亢嘹亮，起伏较大，音域宽广，节奏显得自由，多用三拍子。结束音拖长而下滑，具有浓郁的土族风味。

   张启元还告诉我，按土族的习惯，"花儿"只能在山上、野外唱，要避开亲属。若父母和同胞兄妹在场就不能唱，违者被视为无礼。其曲调主要有《好花儿令》、《尕连手令》、《梁梁儿上浪来》、《杨柳姐》等多种，均短小精悍，生动活泼。如：“樱桃好吃树难栽，白葡萄要搭个架哩；我心里有你口难开，‘少年’哩要搭个话哩。高不过蓝天深不过海，俊不过花心儿的露水；香不过麝香甜不过蜜，美不过辫辫儿夫妻。”

   土族民歌除保存有蒙古族民歌的许多特点，还有一些曲调和裕固族民歌(属厥语族)的曲调相似，此外，土族民歌还受汉族、藏族民歌的影响，因此，常年下来，土族民歌形成了自己的独有特点。

   关于为什么偏重土族音乐的创作，张启元回答我，“音乐就是生活的录音机，你有什么样的生活，它就录下什么样的声音。他们的音乐给了我另一双眼睛看世界”。

                 优秀的作曲家都是有个性的

我喜欢和作曲家交朋友，因为只有优秀的作曲家在七个音符里可以肆意的尽情挥舞，不用人云亦云，不用看人眼色。

 虽然和张启元头回见面，但优秀作曲家的素质却在他的身上一览无遗。我们的聊天主题自然离不开“花儿”的发展。他告诉我，这几年“花儿”这一形式在青海，乃至西北地区发展很快，命题花儿演唱、花儿知识问答、看画编词等比赛形式奇特新颖、前所未有、立意深远、令人称绝。这些形式和项目对歌手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文化素质、唱词的积累与熟练程度、曲令的多样化、花儿理论知识、即兴编词能力等。 然而，在比赛中也暴露出许多“花儿”现状尤其是歌手的素质问题。  

  许多花儿歌手对花儿唱词的韵律格式掌握不准，唱词中韵脚前后自相矛盾、张冠李戴。某位进决赛的歌手在众目睽睽睽之下将“西天取经的是唐僧”说成“西天取经的时唐孙”，不知“唐孙”何许人也？花儿歌手的文化素质低下制约了花儿唱词的出新和与时俱进的发展。近几年出版的花儿光碟中唱词陈旧老套、错误百出且频繁重复。当然传统唱词有很好的群众基础、歌唱性强，但是我们的生活在日新月异地发展变化，花儿唱词应该贴近吻合现实生活才能创新发展。虽然近年来青海地区也涌现了许多优秀的创作歌曲，但是因为花儿歌手们文化素质的欠缺，使这些新歌曲未能推广流传，只是停留在书本上。  

还有，歌手应学习掌握乐理、识谱知识，准确演唱花儿曲令的旋律。花儿曲令中除格律性衬词不能省略，许多衬词衬腔在不同的演唱场合可以灵活处理。花儿曲令大多数为3/4拍或3/8拍，三拍子是花儿的基本形式。但现有花儿歌手中几乎无人能准确套用所有三拍子花儿曲令。

  现在花儿已由山野进入城市的舞台、茶园、舞厅，但在这些社会群众文化场所能将花儿曲令和舞曲节奏、舞曲音乐完美套用者屈指可数。这几年大量花儿小调音像制品不注意音乐的规范完整性，牵强附会美其名曰“原生态”，从而失去了这个最贴近大众和市场的大舞台。  

“原生态”固然要保留传承，但继承是为了发展。要做到创新不离本，继承不泥古。花儿的音乐、唱词都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是花儿发展的生命力。既要不断丰富花儿的曲令、音乐和唱腔，又要扬长避短，在不违背艺术规律的前提下，大胆引入地方音乐、舞蹈，使之丰富完善。

               音乐家最大的对手是自己

张启元说到他自己的创作体会，有着独特的感受：“音乐创作，有一个从必然王国转向自由王国的过程。首先要掌握技术，技术掌握好后才能走向自由王国，自由发挥，而不是用理论去套。否则就是在写作业，在完成课题，而不是在搞艺术。”

  “采风的时候，我把旋律录下来，在家里一直放，甚至睡着了，都还在放，直到把旋律全部印在脑海里。我再回过头来写，变成我自己的能量释放出来。如果只是简单地记下来，那只是改编而不是创作。”

“创作的过程有时很痛苦，别人看我神情恍惚，问我在想什么，我说我在苦苦地思索。有时急得嘴巴都上火了，流血了。睡不着，脑子里一直在思考，茶饭不思，这是一种折磨。”

  “等音乐出来了，或是晚会完成了，人就放松了，如释重负，这时就处于享受阶段了，看到自己的作品甚至有种陌生感：这是我写的吗？”

 “我写的歌，写完了就放下了，成为过去，至于它将来能流传多长时间，能让多少人喜欢，则与我无关。当然，这一过程是痛苦的，但也是我最愿意享受的。我的作品得到了别人的认可，我觉得很愉快。”

   民歌距离现代人的生活越来越远，因为我们离土地、手工劳动、原生态生活也越来越远。而土生土长的张启元接的就是青海的“气”。多年来，张启元走遍了青海的大部分地方，还有甘肃、新疆等地。下到农牧民家里，听他们唱最原始的民歌。听不懂歌词，就听它的音调，结婚的、喝酒的、花儿会上的，什么歌在什么场合唱，都记录在案。 

他认为，“在艺术创作中，不仅仅是音乐的创作者要向民间学习，所有的音乐创作以及所有的艺术创作都要向民族民间学习，我们说民族民间音乐是音乐创作的根脉和魂魄，可见民族民间音乐对于创作是何等的重要，因为一个民族的民歌是最能代表这个民族的文化的特征，它是这个民族的文化符号。”

张启元总结自己的创作为，“ 今天我要做的是，从民间音乐里发现、寻找、改造、提升、挖掘、和重新开辟而创造出新的交响乐思维和交响乐技术”，许多音乐创作者只注重学习音乐的创作技法和技巧，往往忽视对民族民间音乐的学习，这实际上是大错特错的，是走入了一个极大的误区。音乐创作的技法和技巧通过一个阶段性的学习是可以掌握的，并随着大量的写作锻炼可以逐渐提高和成熟，而对于民族民间音乐的学习是经常性的、不间断的，甚至是一辈子学习的课题。只有不断地向民族民间学习，才可以写出富于民族性和地域特点的音乐作品来。

    我俩坐在花儿歌会的草地里，头顶上是湛蓝湛蓝的天空，底下是绿草茵茵的草坪，好惬意听着舞台上的花儿，聊着和花儿有关的音乐创作，我琢磨着，“音乐家最大的对手总是自己，只有把自己当做不断超越的对象，对自己苛刻严格，不断修改提高，而对别人宽厚，总找到别人可吸取的优点，用真诚欣赏的心情看待别人，才能和别人和谐相处，享受音乐家合作时候感染出来的火花，还要尽力刺激合作的人让对方更好的表现自己，才能出来美好的艺术。”

  和张启元聊天谈创作，他说，“我以为，民歌给我们今天的创作者，不只是提供了某种方式与素材，更重要的是，那是一种深具审美特点的表达方式与感受方法。每当我想起青藏高原那些节奏不一的歌唱，眼前就会浮现一种意象：那些幽深的高原湖泊。那些歌唱是情感美学的深远蓄积。眼前闪烁着它们的迷离变幻波光的时候，会让人感到自己内心与肉体与这块土地与土地上的人民建立起深广精神联结。

   所以，我珍重赐予我最初生命感觉的包括民歌在内的所有民间表达。我也希望，今天的音乐创作，在从民间音乐汲取营养时，更加全面深入，而不只是撷取一段旋律，一种调式，作为启发新创作的素材。不能只有民歌的外壳，而没有民歌的基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