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典意思》系列之四十一“孔融让梨”
在孔子的后人中，最有名的大概要算他的第二十代孙孔融，孔融让梨的故事广为流传，妇孺皆知。
但这个故事在《后汉书》孔融本传里并无记载。现在可查的最早记录是在南梁刘峻为《世说新语》所作的注释中，原文为：融别传曰，“融四岁，与兄食梨，辄引小者。人问其故，答曰：‘小儿，法当取小者。’”
“融四岁，能让梨”，《三字经》以此宣扬儒家孝悌思想；前些年该故事还一度选入小学课本，文章主题的标准答案是赞扬主人公谦恭敬让的美德。
但有西方学者从人性自私的角度分析，认为这样的教育可能导致孩子虚伪、撒谎。
这种见解当然不无道理，但我们同时还应看到，儒家“仁爱”强调“差等”，切合以家族为本位的血缘宗法制社会的实际。在温情脉脉且丰衣足食的士族世家，小孩子“温良恭俭让”完全有可能是发自本心。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如果我们将背景放大，甚至放到现代商品经济和陌生人社会条件下来探讨这一故事的意义，那么确实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
黄巾起义
事实上，东汉末年，朝政颓败混乱，军阀连年征战，老百姓流离失所。随着社会现实日益残酷、黑暗，孔融这位曾经的“乖孩子”，成年入仕后其行为越来越离经叛道，特立独行，最后招致杀身之祸。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秋七月，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接到军谋祭酒路粹弹劾孔融的奏章，借此机会他下令将孔融入狱、弃市。孔融时年五十六，妻子、孩子一并被杀。
路粹的奏文列举了孔融图谋不轨、讪谤朝廷、不遵朝仪、发表歪理邪说种种罪状，其中最有名的一条，是有一次孔融与朋友祢衡“跌荡放言”，竟然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
这一观点后来被概括为“父母无恩论”，或者“亲子无亲论”，即使今天看来都是“奇葩”、“荒唐”，当时曹操将其定性为“违天反道、败伦乱理”。
礼教吃人，礼教也可以杀人，何况汉代以孝治天下。
但孔融毕竟是名士，社会影响大，《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记载：“融有高名清才，世多哀之。”为了服众，曹操在杀孔融之后，又颁布《宣示孔融罪状令》，希望世人不要被孔融的虚名假象所迷惑，孔融罪行证据确凿，“此州人说平原祢衡受传融论”——用今天的网络语言来说：孔融向祢衡吐槽这事有图有真相。
日本汉学家冈村繁认为，如果曹操及其同党毫无根据、随心所欲地捏造孔融的罪状，要想使眼光锐利、善察事端的天下知识人顺从接受，是不可能的，“即便这只是他们欲加之罪而打的幌子，但他们如此执拗地咬住此事不放，并以此可为致孔融死地的杀手锏，其手中当是确实握有某些证据”（《汉魏六朝的思想和文学》）。
可以说，路粹奏章所举孔融罪状，都不会是空穴来风，只不过，他对这些“事实”采取断章取义、有罪推定的方式肆意歪曲，上纲上线，以达到置人于死地的目的。
孔融公然对抗曹操禁酒令
作为圣人之后，对于先祖“邦无道免于刑戮”、“危行言孙”之类的训诫肯定是了然于胸，可孔融为什么还是要跌荡放言、授人以柄呢？
这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密切相关。主政荒谬，使得“匹夫抗愤，处士横议”，他们甚至
以放浪形骸、惊世骇俗的言行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引起统治者的关注。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评曰：当时“轻生尚气已成习俗，故节志之士好为苟难，务欲绝出流辈，以成卓特之行，而不知其非也”。
举孝廉是汉朝由下向上推选人才的制度，旨在铨选德才兼备的官吏，可随着这一制度被
少数权门势家所把持，察举范围越来越狭窄，被察举者也大都名不符实。童谣“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即是这一现状的反映。
孔融的“父母无恩论”在当时无疑是具有振聋发聩的效果，通过对父母与子女之间
关系的本质追问，反讽在“孝悌”掩盖下乘伪行诈、欺世盗名的普遍现象。冈村繁认为：“这种结论包括着孔融人皆平等的信念，反映出他对满目疮痍现实的关注。”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当所谓“孝悌”成为追名逐利的工具，就失去了应有之义。孔融求真尚诚的言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符合儒学精神。
民国时期学者胡适在很大程度上认可“父母无恩论”，他曾在短诗《我的儿子》中写道：
“树本无心结子，
我也无恩于你。
但你既然来了，
我不能不教你养你，
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
并不是待你的恩谊，
将来你长大时，
莫忘我怎样教训儿子：
我要你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
确实如此，父母与子女之间只有脱离道德绑架，亲情才能回归到纯粹的真爱。
他在回复朋友汪长禄的质疑时还说：“现在的人死了父母都称‘孝子’”，“无论怎样忤逆不孝的人，一穿上麻衣，戴上高梁冠，拿着哭丧棒，人家都称他做‘孝子’”，“我的意思以为古人把一切做人的道理都包含在孝字里，故作战无勇，莅官不敬，等等，都是不孝。”
如果能够穿越，孔融是否要视胡适为知己？
祢衡击鼓骂曹
其实，假如仅仅从“反传统”这一点来讲，曹操与孔融也应该惺惺相惜。他先后下过三道“求贤令”，提出“唯才是举”，其中《求贤勿拘品行令》竟然说：“
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这样的人才观与“惟听用德”“为政以德”的传统标准岂不是背道而驰？由此也可以反证：曹操指责孔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理”，只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孔融被害的根本原因是他与曹操政治立场相左。曹操一开始表现为匡扶汉室的忠臣义士形象，但迎献帝到许昌后，他雄诈渐著，一心贪图自己的王霸之业，将献帝玩弄于股掌之上。而孔融“旗帜鲜明地将自己的命运与形同傀儡的汉献帝联系在一起，处处时时与权倾朝野的曹操作对，由此铸成了合家死灭的悲剧”（孟祥才《论孔融的悲剧）。
孔融死后四年，反对曹操称王的功臣荀彧也被逼自杀。
社会剧变之际，总有一些士子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操守，“杀身成仁”则成为他们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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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世嫉俗的“父母无恩论”
在孔子的后人中，最有名的大概要算他的第二十代孙孔融，孔融让梨的故事广为流传，妇孺皆知。
但这个故事在《后汉书》孔融本传里并无记载。现在可查的最早记录是在南梁刘峻为《世说新语》所作的注释中，原文为：融别传曰，“融四岁，与兄食梨，辄引小者。人问其故，答曰：‘小儿，法当取小者。’”
“融四岁，能让梨”，《三字经》以此宣扬儒家孝悌思想；前些年该故事还一度选入小学课本，文章主题的标准答案是赞扬主人公谦恭敬让的美德。
但有西方学者从人性自私的角度分析，认为这样的教育可能导致孩子虚伪、撒谎。
这种见解当然不无道理，但我们同时还应看到，儒家“仁爱”强调“差等”，切合以家族为本位的血缘宗法制社会的实际。在温情脉脉且丰衣足食的士族世家，小孩子“温良恭俭让”完全有可能是发自本心。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如果我们将背景放大，甚至放到现代商品经济和陌生人社会条件下来探讨这一故事的意义，那么确实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
事实上，东汉末年，朝政颓败混乱，军阀连年征战，老百姓流离失所。随着社会现实日益残酷、黑暗，孔融这位曾经的“乖孩子”，成年入仕后其行为越来越离经叛道，特立独行，最后招致杀身之祸。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秋七月，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接到军谋祭酒路粹弹劾孔融的奏章，借此机会他下令将孔融入狱、弃市。孔融时年五十六，妻子、孩子一并被杀。
路粹的奏文列举了孔融图谋不轨、讪谤朝廷、不遵朝仪、发表歪理邪说种种罪状，其中最有名的一条，是有一次孔融与朋友祢衡“跌荡放言”，竟然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
这一观点后来被概括为“父母无恩论”，或者“亲子无亲论”，即使今天看来都是“奇葩”、“荒唐”，当时曹操将其定性为“违天反道、败伦乱理”。
礼教吃人，礼教也可以杀人，何况汉代以孝治天下。
但孔融毕竟是名士，社会影响大，《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记载：“融有高名清才，世多哀之。”为了服众，曹操在杀孔融之后，又颁布《宣示孔融罪状令》，希望世人不要被孔融的虚名假象所迷惑，孔融罪行证据确凿，“此州人说平原祢衡受传融论”——用今天的网络语言来说：孔融向祢衡吐槽这事有图有真相。
日本汉学家冈村繁认为，如果曹操及其同党毫无根据、随心所欲地捏造孔融的罪状，要想使眼光锐利、善察事端的天下知识人顺从接受，是不可能的，“即便这只是他们欲加之罪而打的幌子，但他们如此执拗地咬住此事不放，并以此可为致孔融死地的杀手锏，其手中当是确实握有某些证据”（《汉魏六朝的思想和文学》）。
可以说，路粹奏章所举孔融罪状，都不会是空穴来风，只不过，他对这些“事实”采取断章取义、有罪推定的方式肆意歪曲，上纲上线，以达到置人于死地的目的。
作为圣人之后，对于先祖“邦无道免于刑戮”、“危行言孙”之类的训诫肯定是了然于胸，可孔融为什么还是要跌荡放言、授人以柄呢？
这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密切相关。主政荒谬，使得“匹夫抗愤，处士横议”，他们甚至
以放浪形骸、惊世骇俗的言行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引起统治者的关注。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评曰：当时“轻生尚气已成习俗，故节志之士好为苟难，务欲绝出流辈，以成卓特之行，而不知其非也”。
举孝廉是汉朝由下向上推选人才的制度，旨在铨选德才兼备的官吏，可随着这一制度被
少数权门势家所把持，察举范围越来越狭窄，被察举者也大都名不符实。童谣“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即是这一现状的反映。
孔融的“父母无恩论”在当时无疑是具有振聋发聩的效果，通过对父母与子女之间
关系的本质追问，反讽在“孝悌”掩盖下乘伪行诈、欺世盗名的普遍现象。冈村繁认为：“这种结论包括着孔融人皆平等的信念，反映出他对满目疮痍现实的关注。”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当所谓“孝悌”成为追名逐利的工具，就失去了应有之义。孔融求真尚诚的言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符合儒学精神。
民国时期学者胡适在很大程度上认可“父母无恩论”，他曾在短诗《我的儿子》中写道：
“树本无心结子，
我也无恩于你。
但你既然来了，
我不能不教你养你，
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
并不是待你的恩谊，
将来你长大时，
莫忘我怎样教训儿子：
我要你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
确实如此，父母与子女之间只有脱离道德绑架，亲情才能回归到纯粹的真爱。
他在回复朋友汪长禄的质疑时还说：“现在的人死了父母都称‘孝子’”，“无论怎样忤逆不孝的人，一穿上麻衣，戴上高梁冠，拿着哭丧棒，人家都称他做‘孝子’”，“我的意思以为古人把一切做人的道理都包含在孝字里，故作战无勇，莅官不敬，等等，都是不孝。”
如果能够穿越，孔融是否要视胡适为知己？
其实，假如仅仅从“反传统”这一点来讲，曹操与孔融也应该惺惺相惜。他先后下过三道“求贤令”，提出“唯才是举”，其中《求贤勿拘品行令》竟然说：“
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这样的人才观与“惟听用德”“为政以德”的传统标准岂不是背道而驰？由此也可以反证：曹操指责孔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理”，只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孔融被害的根本原因是他与曹操政治立场相左。曹操一开始表现为匡扶汉室的忠臣义士形象，但迎献帝到许昌后，他雄诈渐著，一心贪图自己的王霸之业，将献帝玩弄于股掌之上。而孔融“旗帜鲜明地将自己的命运与形同傀儡的汉献帝联系在一起，处处时时与权倾朝野的曹操作对，由此铸成了合家死灭的悲剧”（孟祥才《论孔融的悲剧）。
孔融死后四年，反对曹操称王的功臣荀彧也被逼自杀。
社会剧变之际，总有一些士子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操守，“杀身成仁”则成为他们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