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汾溃坝”事件后，临汾市市委书记夏振贵停职检查至今，代市长罗清宇主持工作已半年，目前仍无适当人选任市委书记，往年此时已召开的地方“两会”至今尚未召开。据悉，山西省委相关领导相继到阳泉市等地物色下一任临汾市委书记人选，但不少人都推辞到临汾就职。

有官无人愿做，这在当今官场是难得一见的现象。不过，对于仕途中人来说，倒不难理解。能够作为市委书记人选，应当是职位不低、升迁有望，他们宁愿在仕途上走得更平稳一些，也不愿意仓卒就临汾市委书记这个“高危”职位，一旦安全事故不期而至，毁了自己的一世英名和无量前途。

官员们存有如此心态，只因他们明白一个事实：治理矿难频发的煤区安全秩序，远不是勤政廉政就能达成的。诚如因矿难而引咎辞职的原山西省省长孟学农所言，只有产业结构调整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安全问题。而高能耗、低效率的经济发展模式积重难返，使得煤炭这个市场稀缺资源更加紧俏，导致煤矿利润不断走高以及由此滋生出市场和政府管理的种种乱相，也强化了煤区地方经济对于煤炭资源的倚赖。

产业结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而煤矿安全事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一旦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按照安全生产行政首长负责制要求，地方主要领导就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常常被问责离职，似乎只有行政首长离职，才能平息公众的义愤。因此有分析人士认为，平心而论，煤矿安全隐患都是长年积累的顽疾，有时新上任的官员都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已经被免职。而换一个领导，产业结构调整的思路又要被重新来过，甚至有时不得不放弃产业结构调整。煤矿安全治理陷入不能自拔的怪圈。

如此背景之下，临汾市市委书记一职无人敢轻易问津，也在情理之中。即使有人硬着头皮上了，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放不开手脚。更可怕的是，有人深知自己官位岌岌可危，便放弃长远打算，与不法矿主同流合污，捞取眼前实际利益。这对于煤矿安全生产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由此可见，对于矿区安全生产的行政问责，还需要建立更加周密全面的责任追究机制。行政首长固然要担负安全生产的主要责任，但也要区分那些是当前管理的漏洞，哪些是历史沉积的因素，由此分清各级责任人的责任轻重。让行政首长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不充当前任领导和历史欠帐的“冤大头”，问责制才能体现公平公正，也才能对治理矿区安全生产发挥根本性作用。（全文940字）

（彭联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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