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故曰：“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有名则治，无名则乱，治者以其名。”枢言曰：“爱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帝王者，审所先所后，先民与地，则得矣。先贵与骄，则失矣。是故先王慎贵在所先所后。人主不可以不慎贵，不可以不慎民，不可以不慎富，慎贵在举贤，慎民在置官，慎富在务地。故人主之卑尊轻重，在此三者，不可不慎。国有宝有器有用，城郭险阻蓄藏，宝也。圣智，器也。珠玉，末用也。先王重其宝器，而轻其末用。故能为天下生而不死者二，立而不立者四。喜也者、怒也者、恶也者、欲也者、天下之败也。而贤者宝之，为善者非善也故善无以为也，故先王贵善。王主积于民，霸主积于将战士，衰主积于贵人，亡主积于妇女珠玉，故先王慎其所积。疾之疾之，万物之师也。为之为之，万物之时也。强之强之，万物之指也。凡国有三制，有制人者，有为人之所制者，有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者。何以知其然，德盛义尊，而不好加名于人，人众兵强，而不以其国造难生患。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国后，如此者，制人者也。德不盛，义不尊，而好加名于人；人不众，兵不强，而好以其国造难生患；恃与国，幸名利，如此者，人之所制也。人进亦进，人退亦退；人劳亦劳，人佚亦佚，进退劳佚，与人相苟，如此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也。爱人甚而不能利也，憎人甚而不能害也。故先王贵当，贵周。周者不出于口，不见于色，一龙一蛇，一日五化之谓周，故先王不以一过二，先王不独举，不擅功。先王不约束，不结纽，约束则解，结纽则绝。故亲不在约束结纽。先王不货交，不列地，以为天下。天下不可改也，而可以鞭棰使也。时也利也。出为之也。余目不明，余耳不聪。是以能继天子之容。官职亦然。时者得天，义者得人，既时且义，故能得天与人。先王不以勇猛为边竟，则边竟安。边竟安，则邻国亲。邻国亲，则举当矣。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故为之法。法出于礼，礼出于治，治礼道也，万物待治礼而后定。凡万物，阴阳两生而参视，先王因其参而慎所入所出。以卑为卑，卑不可得，以尊为尊，尊不可得，桀舜是也，先王之所以重也。得之必生，失之必死者，何也？唯无得之，尧舜禹汤文武孝己，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生，故先王重之。一日不食，比岁歉。三日不食，比岁饥。五日不食，比岁荒。七日不食，无国土，十日不食，无畴类尽死矣。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贤大夫不恃宗至，士不恃外权。坦坦之利不以功，坦坦之备不为用。故存国家，定社稷，在卒谋之闲耳。圣人用其心，沌沌乎博而圜，豚豚乎莫得其门，纷纷乎若乱丝，遗遗乎若有从治。故曰：欲知者知之，欲利者利之，欲勇者勇之，欲贵者贵之。彼欲贵，我贵之，人谓我有礼。彼欲勇，我勇之，人谓我恭。彼欲利，我利之，人谓我仁。彼欲知，我知之，人谓我慜，戒之戒之，微而异之。动作必思之，无令人识之，卒来者必备之，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谓成人。贱固事贵，不肖固事贤。贵之所以能成其贵者，以其贵而事贱也，贤之所以能成其贤者，以其贤而事不肖也。恶者美之充也，卑者尊之充也，贱者贵之充也，故先王贵之。天以时使，地以材使，人以德使，鬼神以祥使，禽兽以力使。所谓德者，先之之谓也，故德莫如先，应适莫如后。先王用一阴二阳者霸，尽以阳者王，以一阳二阴者削，尽以阴者亡。量之不以少多称之不以轻重，度之不以短长，不审此三者，不可举大事。能戒乎？能敕乎？能隐而伏乎？能而稷乎？能而麦乎？春不生而夏无得乎，众人之用其心也，爱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唯贤者不然。先王事以合交，德以合人，二者不合，则无成矣，无亲矣。凡国之亡也，以其长者也。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长者也，故善游者死于梁池，善射者死于中野。命属于食，治属于事。无善事而有善治者，自古及今，未尝之有也。众胜寡，疾胜徐，勇胜怯，智胜愚，善胜恶，有义胜无义，有天道胜无天道，凡此七胜者贵众，用之终身者众矣。人主好佚欲，亡其身失其国者殆。其德不足以怀其民者殆。明其刑而贱其士者殆。诸侯假之威，久而不知极已者殆。身弥老不知敬其适子者殆。蓄藏积陈朽腐，不以与人者殆。凡人之名三，有治也者，有耻也者，有事也者。事之名二，正之察之，五者而天下治矣。名正则治，名倚则乱，无名则死，故先王贵名。先王取天下，远者以礼，近者以体，体礼者，所以取天下，远近者，所以殊天下之际。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损之而患多者惟欲。多忠少欲，智也，为人臣者之广道也。为人臣者，非有功劳于国也，家富而国贫，为人臣者之大罪也。为人臣者，非有功劳于国也，爵尊而主卑，为人臣者之大罪也。无功劳于国而贵富者，其唯尚贤乎？众人之用其心也，爱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生其事亲也，妻子具，则孝衰矣。其事君也，有好业，家室富足，则行衰矣。爵禄满，则忠衰矣，唯贤者不然，故先王不满也。人主操逆人臣操顺。先王重荣辱，荣辱在为，天下无私爱也，无私憎也，为善者有福，为不善者有祸，祸福在为，故先王重为。明赏不费明刑不暴，赏罚明，则德之至者也，故先王贵明。天道大而帝王者用爱恶。爱恶天下可秘，爱恶重闭必固。釜鼓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故先王不满也。先王之书，心之敬执也，而众人不知也。故有事事也，毋事亦事也。吾畏事，不欲为事，吾畏言，不欲为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管子·枢言》）

　　【译文】

　　管子说：“道在天上，好比太阳；它在人体，就好比心了。”所以说，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命就是依靠气；有名分则治，无名分则乱，统治就是依靠名分的。枢言指出：爱民、利民、益民、安民，四者都是从道产生的，帝王运用它们，天下便得治了。帝王，就是要分清什么事情应当放在前面，什么事应当放在后头。把人民和土地放在前面就对了，把高贵和骄傲放在前面就错了。所以，先代圣王总是慎重地处理何者为先、何者为后的问题。人君不可不慎重地对待“贵”的问题，不可不慎重地对待人民”的问题，不可不慎重地对待“富”的问题。慎重对待“贵”，在于如何举用贤人；慎重对待人民，在于如何设置官吏；慎重对待“富”，在于如何注重农业。所以，人君的高低轻重决定在这三个方面，不可不慎。一个国家，都有宝、有器、有用。内城外郭、山川险地、粮食贮备，这些都是“宝”；圣明、智谋、算作“器”；珠玉，居末位，算作财用。先代圣王看重宝与器而看轻财用，所以能治天下。生存而不至于死灭的事物有两种：气与名。亡国而不利于立国的因素则有四个①：喜、怒、厌恶与嗜好，四者都可导致天下的败亡，但贤者却很少有这些毛病②。伪善，不是善。善，是无法做假的。所以先代圣王注重“善”。成王业的国君积聚人民，成霸业的国君积聚武将和战士，衰败的国君积聚官僚贵族，亡国之君则积聚珠玉与妇女。所以，先代圣王总是慎重地处理积聚什么的问题。要加快进行探索，因为万物是众多的；要努力进行探索，因为万物是随时流逝的；要加强进行探索，因为万物是意旨精深的。一个国家有三种情况的控制：有控制别人的，有被别人控制的，有不能控制别人、别人也不能加以控制的。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德盛义高，而不好把自己的名位强加于他人；人众兵强，而不用本国的实力制造危难和祸患；天下有大的事变，而愿意使本国走在后面；这样的国家，必然是控制别人的。德不盛，义不高，而好把自己的名位强加于他人；人不多，兵不强，而好用本国的实力制造危难和祸患；依仗同盟，偷取名利；这样的国家，必然是被人控制的。人进亦进，人退亦退，人劳亦劳，人逸亦逸，进退劳逸，与人相从；这样的国家，不能控制他人，他人也是不加控制的。爱人过了头，反而不能有利于其人；恨人过了头，反而不能加害于其人。所以，先王总是注重分寸适当，也注重保持机密。机密，就是不可说出口，不可形于色，就像龙、蛇一天五变而无人察觉一样，才叫做保持机密。所以，先王总是不肯惊人地把一说成超过二，先王也不肯独自包办事业或独自居功。先王在处理国家关系时，即不“约束”，也不“结纽”。约结成束就必然解散，结成绳扣就必然折断。所以，国家亲善不在于“约束”和“结纽”。先王也不用“货交”和“裂地”的办法来治理天下。因为天下各国的既成关系不可轻易改变只可以用威力统一驾御。合于天时，合于正义③，都要去做。此外，虽有多余的视力也不看，多余的耳力也不听，这才能够保持天子圣智的颂声。官吏的职责也同样如此。合于天时则得到自然优势，合于正义则得到人的拥护。既占天时，有合正义，这就能把天与人的力量一并掌握起来了。先王不采用武力解决边境问题，这样，边境就会安定；边境安定，则邻国亲善；邻国亲善，问题就可以处理得当了。人们本来是相互憎恶的，人心凶悍，所以要颁布法律。法出于礼，礼出于理论。理论与礼都是道。万物的关系都是根据理论和礼的出现而后才确定下来的。万物都是由于阴阳两者相生而形成第三个事物，先王就是根据这三种现象而慎重掌握正反两方面。以卑下断定卑下，找不到卑下；用高尚断定高尚，得不到高尚。这就是先王最重视相反相成道理的原因。得之必生，失之必死的东西是什么呢？唯有粮食④。得到它，尧、舜、禹、汤、文、武和孝己，才赖以成功；天下人也必须靠它才可以生存。一天断了食，等于过歉年；三天断了食，等于过饥年；五天断了食，等于过荒年；七天断了食，国土就保不住；十天断了食，同类皆无，全部都将死掉了。先王最重视诚信，有了诚信，天下各国就结好了。贤大夫不依靠宗室门第，士不依靠别国同盟，取得平平的小利不视为功，面对平平小富不为所用。所以，存国家，定社稷的大事就在暂短之间的谋划当中解决了。圣人在运用其心思，好像混混沌沌地博大而圆到，又隐隐地使人找不到门，纷纷然好象乱丝，又象有次序地可以梳理⑤。就是说，人们想要求知的就让他求知，想要求利的就让他求利，想要求勇的就让他求勇，想要求地位的就让他求地位。他想求地位，我就许他求地位，人家会说我有礼；他想求勇，我就许他求勇，人家会说我恭；他想求利，我就许他求利，人家会说我仁；他想求知，我就许他求知，人家会说我聪敏。但是要注意戒备，隐微而庇翼自己，动作一定要深思，不要被人识透；对于突然到来的事件，必须有防备。对人有信叫做仁，不被欺瞒叫做智，既仁且智，就可以说是成熟的人了。卑贱者固然应当事奉高贵者，不肖者固然应当事奉贤者。但高贵者之所以能成为高贵，正因为他能够做到以贵事贱；贤者之所以能成为贤，正因为他能够做到以贤事不肖。粗恶是精美的根本，卑下是尊高的根本，低贱是高贵的根本。所以先王很重视它们。天，通过时令发挥作用；地，通过物材发挥作用；人，通过行德发挥作用；鬼神，通过赐福发挥作用；禽兽，通过力气发挥作用。所谓德，就是率先行德的意思。所以，行德最好是走在前头，它不象应敌打仗那样以后发制人为主。先王举事，占有一个不利条件两个有利条件的，可成霸业；完全是有利条件的，可成王业；占有一个有利条件两个不利条件的，必然削弱；完全是不利条件的，必然败亡。计量以后，不讲求多少；称量以后，不讲求轻重；度量以后，不讲求短长。不讲求这三者，不可以举大事。能够保持戒惧么？能够保持谨慎么？能够保持隐伏而不锋芒外露么？能作到种谷得谷么？能作到种麦得麦么？能设想春日不生长，夏日也无所得么⑥？先王用服务来聚合友谊，用行德来聚合国人。两者都无所聚合，那就没有成就，也没有亲近的人了。凡国家的败亡，找原因往往在它的长处；人的自我失误，也往往因其所长。所以，善于游泳者死于梁地，善于射猎者常死在荒野之中。生命从属于粮食，言辞从属于实事。无好事而有好的言辞表达的，自古及今，不曾存在。众胜寡，快胜慢，勇胜怯，智胜愚，善胜恶，有义胜无义，有天道胜无天道。凡此七个胜利条件贵在有其多数，而终身运用就将具备其多数了。人君好放荡纵欲，忘其身而失其国者，必然失败；其德望不足以感怀其民众者，必然失败；盛其刑罚而残害其士人者，必然失败；诸侯给与权威，但时间长而不知急起直追者，必然失败；自身很老而不知尊重太子者，必然失败；贮蓄积藏的物资，陈列腐朽的粮食，而不肯施与他人者，也必然失败。人的名分有三：有治理的，有督促的，有服务的⑦。事的名分有二：有纠正于事前的，有察明于事后的。五者完善，天下就得治了。名分正则天下治，名分不正则天下乱，没有名分则死灭。所以先王很注重名分。先王谋取天下，对远的国家用“礼”，对近的国家用“亲”。所谓亲和礼，是用来谋取天下的手段；所谓远和近，是就区分天下各国边际而言的。每天都有增长而唯恐太少的，是忠心；每天都有减少而唯恐太多的，是欲望。多忠少欲，是明智的表现，是作人臣的宽广道路。作为人臣，无功于国，而造成家富国贫的局面，就是人臣的大罪；作为人臣，无功于国，而造成爵尊主卑的局面，也是人臣的大罪。对国家没有功劳尚可以赢得富贵，谁还去推崇贤人呢？普通人的心理活动，爱往往是憎的开始，恩德往往成为怨恨的出发点。他们事奉双亲，有了妻子孝行就衰退了；他们事奉国君，有了妻产业，家室富足，德行就衰退了；爵禄满足忠心就衰退了。只有少数贤人不这样而已。所以先王总是不使人们爵禄太满了。釜鼓之类的量器装满了，人们就要用“概”来平；人满了，天就要来平。所以先王不使人们爵禄太满。人君执行“逆”的政策，人臣反而会顺着行事⑧。先王重视荣辱，荣辱决定于实际行动。天地没有私爱和私恨⑨，实际行善者有福，实际行不善者有祸，祸福都在实际行动。故先王重视实际行动。公开行赏，节约费用；公开处刑，减少刑杀。赏罚公开是德政的最高体现，所以先王重视公开。天道伟大而帝王应当运用，爱天下之所爱，恶天下之所恶，天下就可以全面控制，全面控制则必然巩固⑩。先王的书，我内心是敬爱的，不过一般人并不了解它。所以，有事的时候，要敬读它；无事的时候，也要敬读它。我是怕事的，所以不喜欢作事；我也是怕讲话的，所以不喜欢发言。原因是行年六十而且年老口吃的原故。                                         　

6.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妇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则民奉养。父母慈而不解，则子妇顺。臣下忠而不解，则爵禄至。子妇孝而不解，则美名附。故节高而不解，则所欲得矣，解则不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矣。”（《管子·形势解》）

　　【译文】

　　山，是万物中以崇高为其特征的。施惠于民，是君主的崇高行为。慈爱，是父母的崇高行为。忠君，是人民的崇高行为。孝亲，是子、妇的崇高行为。所以，山高而不崩则人们烹羊设祭，君主施惠不懈则人民拥戴，父母慈爱不懈则子、妇孝顺，臣下忠君不懈则得爵禄，子、妇亲孝不懈则有美名。所以操行高尚而不懈，就能达到所要求的目的。懈，就达不到。所以说：“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矣。”

　　7.风，漂物者也；风之所漂，不避贵贱美恶。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堕，不避小大强弱。风雨至公而无私，所行无常乡，人虽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风雨无乡，而怨怒不及也。”（《管子·形势解》）

　　【译文】

　　风，是吹拂万物的。风吹起来不避贵贱美恶。雨，是淋湿万物的。雨下起来，不管大小强弱。风雨是至公而无私心的，风吹雨下，没有既定方向，人们虽然遇到风吹雨打也不会发出怨言。所以说：“风雨无向而怨怒不及也。”

　　8.将将槛鹄，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义者，行之美者也。德义美，故民乐之。民之所歌乐者，美行德义也。而明主槛鹄有之。故曰：“鸿鹄将将，维民歌之。”（《管子·形势解》）

　　【译文】

　　锵锵而鸣的鸿鹄，是长得很美的飞鸟。因为美，所以人们歌颂它。德义，是一种行为上的美。因为德义美，所以人们喜悦它。人民所歌颂喜悦的，乃是美貌和德义①，而明君和鸿鹄恰好具有这些。所以说：“鸿鹄将将，维民歌之。”

　9.贵富尊显，民归乐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怀乐己者，必服道德而勿厌也，而民怀乐之，故曰：「美人之怀，定服而勿厌也。」（《管子·形势解》）

　　【译文】

　　贵富尊显，使人民拥戴感激，君主没有不愿意的。问题是要求人民感怀自己，一定要行德而不厌倦，人民才可以感怀。所以说：“欲人之怀①，定服而勿厌也。”

　　【注释】

　　①原文“美人之怀”。据文意，“美”当作“欲”，译文从“欲”。

　　10.言而语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无?者。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故小大莫不载。无?之言，公平而无私，故贤不肖莫不用，故无?之言者，参伍于天地之无私也；故曰：「有无?之言者，必参之于天地矣。」（《管子·形势解》）

　　【译文】

　　一讲话就讲道德忠信孝悌的，这是不能废弃的话。天公平而无私，所以美与恶无所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所以小与大无所不载。不能废弃的话，也是公平无私的，所以贤与不肖都可以应用。所以，不能废弃的语言，是同天地一样无私的。所以说：“有无弃之言者，必参之于天地也①。”
　11.中情信诚，则名誉美矣。修行谨敬，则尊显附矣。中无情实，则名声恶矣。修行慢易，则污辱生矣。故曰：「邪气袭内，正色乃衰也。」（《管子·形势解》）

　　【译文】

　　内心信诚，名誉就美了；修身严肃认真，尊显就来了。内心不诚实，名声就坏了；修身简慢松懈，污辱就来了。所以说：“邪气袭内，正色乃衰也。”

　　12.人君唯毋听群徒比周，则群臣朋党，蔽美扬恶，然则国之情伪不见于上，如是，则朋党者处前，寡党者处后；夫朋党者处前，贤不肖不分，则争夺之乱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群徒比周之说胜，则贤不肖不分。”（《管子·立政九败解》）

　　【译文】

　　人君只听信结交朋党的议论，群臣就要搞朋党活动，讲话蔽美扬恶，那么，君主就无法了解情况的真假。这样就形成有朋党的活跃在台前，党羽少的被挤到台后。有朋党的人们在台前活动，贤者与不贤者就将无法分清，争夺的祸乱就要发生，而君主就将处在危险境地。所以说：“群徒比周之说胜，则贤、不肖不分。”

　　13.桓公谓管子曰：“今子教寡人法天合德，合德长久，合德而兼覆之，则万物受命。象地无亲，无亲安固，无亲而兼载之，则诸生皆殖。参于日月无私，葆光无私，而兼照之，则美恶不隐，然则君子之为身无好无恶然已乎？”管子对曰：“不然，夫学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抚，故君子恶称人之恶，恶不忠而怨妬，恶不公议而名当称，恶不位下而位上，恶不亲外而内放，此五者，君子之所恐行，而小人之所以亡，况人君乎？”（《管子·版法解》）

　　【译文】

　　14.人臣之所以乘而为奸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则主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鬲君臣之闲而使美恶之情不扬，闻祸福之事不通彻，人主迷惑而无从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通，谓之塞。」（《管子·明法解》）

　　【译文】

　　人臣之所以能弄权行恶，是因为揽夺君权。人臣中一有揽夺君权的，君令就不能贯彻，下情就不能上通。以人臣的力量，就能隔离在君臣之间，使好坏的情况不得发表，祸福的事例不得通报，人君迷惑而无从觉悟，这种情况，便是被闭塞的君主的世道。所以，《明法》篇说：“下情不上通谓之塞。①”
15.国之所以乱者，废事情而任非誉也，故明主之听也，言者责之以其实，誉人者试之以其官，言而无实者诛，吏而乱官者诛，是故虚言不敢进；不肖者不敢受官。乱主则不然，听言而不督其实，故群臣以虚誉进其党，任官而不责其功，故愚污之吏在庭；如此，则群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务多其佼，而不为主用，故明法曰：“主释法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矣，以党举官，则民务佼而不求用矣。”（《管子·明法解》）

　　【译文】

　　国家之所以乱，是因为办事不根据事实而根据诽谤夸誉的议论。所以英明君主在听取意见的时候，对于提建议的，要责成他拿出真实证据；对于夸誉的人，要用试官的办法考验。言而不实的，给予惩罚；试官而败坏官职的，也给予惩罚。所以，假话无人敢说，不肖之徒不敢接受官职。昏君则不是如此，听取意见不考核其真实性，因而群臣就利用虚名来推荐私党；任用官吏不考查其成绩，因而愚污的官吏就进入朝廷。这样，群臣就互相吹捧他们的美名，互相借助他们的功劳，力求扩大交结而不为君主效力了。所以，《明法》篇说：“主释法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矣，以党举官，则民务佼而不求用矣。”

　　16.桓公问管子曰：“事之至数可闻乎？”管子对曰：“何谓至数？”桓公曰：“秦奢教我曰：‘帷盖不修，衣服不众，则女事不泰。俎豆之礼不致牲，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则六畜不育。非高其台榭，美其宫室，则群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数也。”桓公曰：“何谓非数？”管子对曰：“此定壤之数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齐诸侯方百里，负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胸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赢不足，虽在下也，不为君忧；彼壤狭而欲举与大国争者。农夫寒耕暑耘，力归于上，女勤于缉绩徽织，功归于府者，非怨民心，伤民意也。非有积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积财，无以劝下。秦奢之数，不可用于危隘之国。”桓公曰：“善。”（《管子·明法解（事语第七十一）》）

　　【译文】

　　桓公问管仲说：“治理国家的最佳办法，可以说给我听听么？”管仲回答说：“什么叫最佳办法？”桓公说：“泰奢教我说①：‘不修饰车帷车盖②，不大量添置衣服，女工的事业就不能发展。祭祀之礼不用牲，比如诸侯依礼用牛，大夫依礼用羊，不如此，六畜就不能繁育。不能高建楼台亭榭，美修华丽宫室，各种木材就没有出路。’这种说法对不对？”管仲说：“这是错误办法。”桓公说：“为什么说是个错误办法？”管仲回答说：“这是定地管理的方法。那里天子的管辖，方圆千里土地，列国诸侯方圆百里，滨海的子国七十里，男国五十里，象身体上的胸臂一样互相为用。所以调节缓急余缺，即使粮财散在民间，也不致成为统一国家君主的忧虑。但是，领土狭小而还要起来与大国争强的国家，必须使农夫努力耕耘，成果归于君主，使妇女勤于纺织，成果归于官府，这并不是想要伤害民心与民意，而是因为国无积蓄就不能用人，国无余财就不能鼓励臣下。过分奢侈的办法，不可用在领土狭小的国家③。”桓公说：“好。”

　　【注释】

　　①秦奢：假托的人名。后文之“佚田”同。

　　②帷盖：车四周的帷幔与盖顶的布篷，都属于女工生产的产品。

　　③原文“不可用于危隘之国”。据许维遹说，“危”当为“厄”，“厄”即狭隘。《汉书·地理志》：“太公以齐地负海写（泻）卤，少五谷而人民寡。”此厄隘（偏狭）之国即指齐国而言。此谓齐国领土窄狭而处在列国分立状态，如实行侈靡政策，一则国力不堪，二则财富散于民间势将被别国谋取。由此必须强调集中积蓄财富，以满足国家“用人”、“劝下”的需要。故谓“泰奢之数，不可用于厄隘之国。”

　　17.管子曰：「盐铁抚轨，谷一廪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繇下，安无怨咎。去其田赋，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亲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亲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宫室者，服重租。小家陋为室庐者，服小租。上立轨于国民之贫富，如加之以绳，谓之国轨。」（《管子·山国轨》）

　　【译文】

　　管仲说：“用盐铁的收入来办理统计理财事业，可以使粮食经过囤积而一涨为十，国家得利九倍，人民还照常衣食服役，安而无怨。现在又免除田赋，收税于山林资源；富户厚葬者出高价，小户薄葬者出低价；富户盖好房子出高价，贫户盖小房子出低价。君主设立统计制度于国内，就象使用绳索一样控制人民的贫富，这就叫做国家的统计理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