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为政之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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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阳 作）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政绩卓著的开明皇帝，他谦虚谨慎，亲臣爱民，广揽贤才，从善如流，缔造了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贞观之治”太平盛世。他在安邦定国的谋略中，善于以物明理，借喻言志，以大量生动形象、寓意深刻的比喻，构成了独特的领导艺术，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学习之喻。唐太宗深谙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之道理，认为宏大风气引导习俗，没有什么超过文化，宣示政教训诲人民，没有什么好过学校；具有吴竹的材质，不借助尾羽也不成好箭；天资聪慧的人，没有学习的积累也不能成为人才。他曾对中书令岑文本说：“人虽然具有上天赋予的品性资质，还必须广泛加以学习才能取得成就，也就好比蜃体内虽然含有水，一定要等到有月光时才喷射出水来；木材虽然本身具备燃烧的因素，一定要等到燧的钻动才能发出火来；人虽然本身具有灵性，一定要等到学有所成后才能发现出美好的品质。所以，苏秦用锥刺大腿来发奋学习，董仲舒放下帷幕来专心攻读。”因此，他非常重视教育，执政后不久就设立了“弘文馆”，并号召全国建明堂、立辟雍，博览百家，精研六艺。

　　民本之喻。“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治天下者以人为本”，这是唐太宗发自内心的感悟。贞观初年，他曾发出这样的疾呼：“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意为喜奢侈、重赋税好比馋嘴的人吃自己的肉，肉吃光了必死无疑。他治国的一条重要原则是顺民，他认为推行仁政好比“饮食资身，恒令腹饱，乃可存其性命”。树林茂密，鸟就会前来栖息；水面宽阔，鱼就会来回游动；仁义积聚，百姓自然就会归顺。他以乘船的道理教导太子李治：“船好比人君，水好比百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你将为人主，对此怎能不感到畏惧呢？”他还借鉴诸葛亮治蜀十年不赦的经验，十分注重伸张正义，维护人民利益，不使小人得幸而君子遭殃。凡是让害草随便生长的地方，庄稼一定受到伤害；施恩惠于不法之徒，就是等于伤害好人。《贞观政要》曾有这样记载：贞观二年，发生蝗灾，危及庄稼，唐太宗以吞食蝗虫的举动希望把灾难转移到自己身上，以维护老百姓利益，充分表现出了怜民爱民、民重君轻的思想。

　　正己之喻。唐太宗非常重视正上梁、作表率，以使天下仿效。他执政后不久就指出：“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也。”他强调要使人们“不言而化”、“莫若先正其身”、君子对下行使教化，好像风吹草伏，上面的人没有节俭习惯，下面的人就会贪图放荡；君王不约束自己，要禁止百姓犯错误，就好像厌恶火焰燃烧，却加柴希望灭火；恨池水混浊，却搅起浪花盼望水清，这是不可能办到的。他常用三面镜子对照自己，这就是“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他通过“君犹器也，人犹水也，方圆在于器，不在于水”这句古谚，引用尧、舜以仁治理天下而民风淳厚，桀纣以暴虐统治天下而民风浇薄的事实，说明下面所行的，都是上面所喜欢的。他还把自己所喜欢的尧、舜治国之道和周公、孔子礼乐之教比作鸟有翅膀才能飞翔，鱼在水中才能生长，如失去必然一死。这正是标志正、影子直，盘圆水圆、盂方水方之道理所在。

　　用人之喻。唐太宗用人智慧的突出特点就是广揽贤才，人尽其用，“引天下英雄尽入彀中”。他清醒地认识到，船只航行在大海，必须要靠船桨的功效；大雁翱翔在云霄，必须凭藉翅膀的作用；帝王统治国家，一定要借助匡正辅佐之臣的辅助。早在协助其父唐高祖建立唐朝的争战中，他以“杀主留马”为喻，从起义军中挖掘人才培养自己党羽，并招降纳叛了一批国家栋梁。像魏征、尉迟敬德、罗士信、秦叔宝、程咬金、戴胄等文臣武将，都好比千里马一样，他们的主人李密、王世充、刘武周等被杀后，这些千里马式的人才一一被李世民委以重任。同时，他在用人上还非常注意对官吏的观察、挑选和使用，根据各自的才能，授予适当的官职，如果选官不得其人，好比是在地上画饼，虽是饼的样子，但不能充饥。因此，要做到“用人如器，各取所长”，这就好比巧匠使用木材，直的作车辕，弯的作轮子，长的作栋梁，短的作斗拱，不论曲直长短，各尽其用。贤明君王用人也根据同样道理，聪明的人用他的智慧，愚笨的人用他的力气，勇猛的人用他的威武，怯懦的人用他的谨慎，无论智愚勇怯，各种人才并用。所以好的工匠没有弃之不用的木材，贤明的君王没有弃之不用的人才。他还告诫太子：“亟牛之鼎，不可处以煮鸡；捕鼠之狸，不可使以搏兽。一钧之器装不下江河水流，百担之车不可满于斗霄之粟。何则？大非小之量，轻非重之宜。”这正是取人不求备，贵在用其长。

　　纳谏之喻。唐太宗李世民之所以被称为一代开明君王，这是与他广开言路、虚心纳谏分不开的。他善于通过对现实生活的细心观察和切身体验，以物作喻，留下了许多令人津津乐道的故事。一为耳目。贞观六年，唐太宗对侍臣说：“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蔽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诌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他还提醒太子，“决不可耳目闭塞自己毫无知觉，以为德超三皇，材过五帝，至于身亡国灭。岂不悲哉！此拒谏之恶也。”二为良工。魏征于贞观七年接替王■担任侍中，并加封郑国公。不久因病请解除自己职务。唐太宗劝道：“公独不见金之在矿，何足贵哉？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朕方自比于金，以卿为良工。虽有疾，未为衰老，岂得便尔耶？”魏征于是不再要求辞官。次年，他再次肯定魏征之功劳：“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若遇良工，即为万代之宝。朕虽无美质，为公所切磋，劳公约朕以仁义，弘腾以道德，使朕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工尔。”三为药石。唐太宗曾把治国比作养病，“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至丧败。”贞观十七年，太子右庶子高季上疏，陈述治国得失，唐太宗特地赐给他一剂钟乳药，对他说：“卿进药石之言，故以药石相报。”他还在《帝范》一文中写道：“逆耳之辞难受，顺心之说易从。彼难受者，药石之苦喉也；此易从者，鸩毒之甘口也。明王纳谏，病犹苦而能消；暗主从谀，命因甘而致殒。可不诫哉！可不诫哉！”四为墨绳。唐太宗非常注重对太子的培养，特别是太子李乾因腐化堕落被废为庶人后，更使他加强对新立太子李治的教诲。只要每遇一物，他总要以事喻理，加以诱导。有一次外游，在一棵弯曲的大树下休息，唐太宗问李治：“你知道这棵弯树有什么道理可讲吗？”李治如实回答：“不知道。”唐太宗告诉他：“这棵树虽然弯曲得很厉害，如果木匠用墨绳打上直线，就可以加工成直材。作为人君，有时也会错庸犯错误，只要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和规劝，就会成为贤明的圣君。”这就是常说的“木从绳则正，人从谏则圣”。五为镜子。早在唐朝初年，唐太宗就曾对王公大臣们讲：“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他还把君主过错喻为眼前睫毛自己无法看见，“何则？饰其容者，皆解窥于明镜；修其德者，不知访于哲人，讵自庸愚，何迷之甚。”难怪，当一生给他劝谏二百多件的魏征病逝后，他“新临恸哭”，新手撰写碑文。每当想到魏征，他就动情地对大臣们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为此，他再次劝告大臣们：“自斯已后，各悉乃诚。若有是非，直言无隐。”

　　倡廉之喻。唐太宗不仅对己以身作则、“俭于养性”，驭臣更是严管厚爱、循循善诱，他说：“我终日努力，不敢怠慢，非但忧怜百姓，亦欲使卿等长守富贵。”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少见的开明皇帝，他在缔造“贞观之治”的宏伟大业中，善于以史为鉴，以喻明理，在反腐倡廉上的一些思想很能给人以教益。据《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臣们说：“人拥有明珠，没人不觉得贵重，如果用来打鸟雀，岂不是太可惜了吗？何况人的性命比明珠还要贵重，见到金银财帛就不畏法网，马上接受，这就是不爱惜生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且不能用来打鸟雀，何况更加贵重的性命，竟然就拿去换财物呢？”于是，他谆谆告诫大臣们不要贪心不足。他说：“古人说‘鸟栖于林，犹恐其不高，复巢于木末；鱼藏于水，犹恐其不深，复穴于窟下。然而为人所获者，皆由贪饵故也’。如今人臣身居高位，享食厚禄，应该遵循公正清廉的原则，就会没有灾害，而长久地享有富贵。古人说，‘祸福无门，唯人所召’，身陷祸害中的人，都是因为贪图财利，与那些鱼和鸟又有什么不同呢？你们应以它们作为借鉴。”同时，他认为贪财的人并不明白如何爱财，比如朝廷内外五品以上的官员，俸禄优厚，一年的收入，数目本来就多。如果收受他们的财物贿赂，一旦被揭露出来，俸禄官阶就会被剥夺，这是窥小的收入而失去大的利益。他还以鲁国相国公孙仪嗜鱼不受鱼为例，阐明不受鱼是为了守官位，保俸禄，以便长期能有鱼吃。唐太宗还引用古人“贤者多财损其志，愚者多财生其过”之名言，要大臣们引以为戒。他在分析贪财的危害及后果时说道：“如果徇私舞弊，贪污财物，不只是败坏国法，损害百姓，纵然事情没有被揭露出来，心中难道不会常常恐惧吗？恐惧多了，也有因此致死的，使子孙后代时时怀有羞愧可耻之心呢！你们应该好好地思考这些话。”

　　公正之喻。唐太宗十分倡导公平待人、公正执法，先后下令制定了《贞观律》和《唐律疏议》。在贞观十六年，他对大理卿孙伏伽说：“制作铠甲的人希望铠甲坚固，是怕人会受伤，制作箭的人希望箭锋利，是怕人不会受伤。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各人职责不同，希望能称职罢了。我常常询问法官判除刑罚的轻重，他们每每声称法网比以前的朝代宽大。但我仍然担心主持判案的官员，以杀人取利，伤害他人来使自己飞黄腾达，来求沽名钓誉，我如今所忧虑的，正在这里啊！应该严加禁止，务必要使判刑宽大公平。”有鉴于此，即便是原秦王府的功臣高甑生因罪流放，面对有人上书讲情，唐太宗也坚决不予赦免，严肃地说：“他过去在秦王府确实有功，不应该忘记。但是治理国家，遵守法度，行事必须一致，今天如果赦免了他，就会打开侥幸免于刑罚的门径。”贞观年间的“不可以私而失信”、“天下无冤狱”的司法状况，可由此窥见一斑。

　　治国之喻。唐太宗常以“草创与守成孰难”为题同大臣们商讨，并深有感触地说：“草创之难已成往事，而守成之难，我当与诸位一起慎重对待。”贞观初年，他曾对重臣萧何说：“我从小就爱好弓箭，自以为能周知其中奥妙。近年来得到十几张好弓，拿给弓匠看，匠人说‘用材并不好’，我问其中原故，匠人答道，‘木材中心不正，就会使纹理歪斜，弓虽然强劲有力，但射出的箭却不正，所以这些不是好弓’。我才领悟到其中的道理。我用弓箭平定四方，所用弓箭可谓多矣，却还不明白弓的奥妙之处，何况我占有天下的时间还不长，明白的治国道理当然不如我对弓箭的了解，对弓箭的认识尚且失之正确，更何况治国的道理呢。”在安邦定国的实践中，他还把治国比作栽树、建房、养病等，说明树根不动摇、树叶才会茂盛，房屋“营构既成、勿数改易”，养病需要调理、防止触动病根而犯病致死，强调治国之道在于清正、顺民、谨慎。

　　综上诸多为政之喻，可谓是唐太宗励精图治的一个生动缩影，它既是“贞观之治”思想谋略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后来为政者引以仿效的重要领导艺术，至今仍具有可资借鉴的现实意义。（南阳日报.惠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