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集体记忆
李云胜 文
    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记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记忆。不论是合肥，还是淮南，大家都有着共同的集体记忆。那可能是从裕溪口到合肥、到水家湖，再到淮南火车上的一段旅途，也可能是参观大通煤矿的振聋发聩，还可能是庐州古护城河里田田的夏荷。
    其实，不论是淮南还是合肥，值得我们骄傲的地方很多。
    漫长的历史长河里，以包拯、李天馥为代表，铸就了清正廉明的官场文化；以“江左三大家”之一龚鼎孳、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为标杆，奠定了人文和自然科学的根基；而灿若星辰的合肥籍名人，譬如杨行密、张树声、刘铭传、聂士成、段祺瑞、唐德刚等等，也像夏天池塘的那一株株荷花，盛开在历史的画卷之中。
    欣欣向荣的五彩城市淮南，也是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民俗风情多姿多彩。作为这座城市的坐标之一，从诞生于清末的大通煤矿，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淮南煤矿，承载了多少人对逝去时代的回忆，以及对过往生活的缅怀。 
    于是，照片上的人物、场景就像一个个被定格的电影片段，重新在我们的脑海里一幕幕回味。
    上世纪曼妙多事的四十年代，士农工商第一次演变成绅商士学，咖啡袅袅、舞步轻旋……但是，日军的枪炮粉碎了人们的温柔乡，铁蹄下的热土一片焦黄，大蜀山下、淮河之滨，“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激情燃烧的五十年代，月台上“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嘹亮歌声，以及厂区、矿区机器轰鸣的火热场面，激励了两个光荣的城市。那是精神道德建设的一段光辉时期，至今在亲历者的脑海里，留下的还是正直、廉洁、健康、向上的美好记忆。
    至于六十年代，用“红”与“白”来诠释可能最恰如其分了。社会的精英分子出现了分野，套用张爱玲式的语言，梦醒时分，朱砂痣变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但饭粘子还是“床前明月光”。
    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虽然距离今天不过三四十年前，可是感觉上似乎非常遥远。经历了动荡不安的生活，漫漶不清的记忆留下几多依稀的影子，等待辨认，难以追寻。青春如火，栩栩如生，鲜活如初。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两座城市从来没有迈开过这么快的脚步，在从精神到物质的畅快消费中，消解了百年的期待，将创伤记忆转换为一种新的文化时尚，成功地实现了自我超越，将历史和现实进行了一次置换与挪用，今天回头一看，依然那么哀婉动人。
    那些抹不去的集体记忆，在我们这个变化如飞的时代里弥足珍贵……